仇池政权民间文化与佛教探微

发布日期:2015-06-08 15:23:48
仇池政权的存在以及随之产_的影响,是研 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涉及西北政局纷繁复杂变化根 源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正是由于仇池这一特殊政 治角色的存在,从而使南北两大政权在处理仇池 问题上都殚精竭虑。而仇池杨氏地方政权也因势 渔利,南北依违于两大国之间,以独特的政权结 构艰难维系其生存,并最终使仇池政权(国家) 成为五胡十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中存在时间最长 的一个[1]。关于仇池政权的存在原因,历来方家 和学者大多从地缘政治角度、多方位政权战略伙 伴关系、独特地理环境等方面人手详加分析,揭 示出仇池存在的客观外部原因,关于仇池国史研 究以及仇池政权存在的矛盾结构特征等,前贤已 有阶段性成果。
自清末、民国以迄当代,中外学者对于仇池 政权问题的存在始终保持关注。清末甘肃学者吴 鹏翱先生有《武阶备志》,全书分21卷,于氐杨 政权单独创立《杨氏传》并作世系图表,并且对 于涉及杨氏政权的地理方位,严格实地考定“策 蹇跋涉,手足胼胝”,就连仇池政权后期的白崖 (杨家寨)先生亦有考证:“诸书皆言在‘在州 (阶州)北百里’乃杨氏苗裔保聚为寨,……今 遍历山谷,访诸土人,始知在今透防略北十余里,形势颇类仇池,惟局度差小耳。……居人数 十家皆尹姓,而地犹命杨家寨。……其据白崖犹 前世之据仇池也。异世而后,遂名之为家计寨, 杨家崖至今不改”[2i。步其后尘踵其迹对仇池持 续著书立说有民国时期张维的《仇池国志》' 《仇池史料》、《仇池杨氏传》等专著和书稿存 留。及至民国时期,对仇池政权进行更细致的深 入研究仍为甘肃籍学者韩定山先生。韩先生著 《阴平国考》w,书中从沿革、疆域、种族、世家 四大类对仇池政权分裂后的阴平国进行详述,虽 对仇池国五个阶段时期的政治、文化等方面资料 研究略显不足,但仍可称为是阴平国的资料全收 集。韩先生最后感慨道:“彼氐族者,犹是方趾 园颅之伦,既已乘时而起,苟能整军经武,内团 结其种族,外发挥其知力,仇池虽小,亦何尝不 可东向以取中原,一旅兴夏,三户亡秦,彼何人 斯,讵杨氏不足以有为耶?”[4]247李祖桓的《仇池 国志》一书,将正史、资治通鉴、地方志、类 书、丛书等各方面有关仇池国杨氏的史籍,全面 搜集整理,编著一书,并且对于其不同时期的疆 域,也附有图表,对于史书中关于杨氏的人名、 年月、事迹前后相违的记事也逐一进行考异,不 足在于全书对于仇池的政权演变以及民族等问题 却较少涉及。杨铭的《氐族史》[5]中侧重于氐族 史的系统研究,全书按时间顺序对氐族的起源、 分布区域、建立的三个政权(前秦、后凉、仇池)作了综述。孙功达的《氐族研究》[61,全书 将前面几部书稿的研究成果很好地加以利用,内 容丰富具体,对氐族的产生、发展等方面进行了 全面的论述,但就仇池政权的诸多问题尚未再展 开专题研究,仍有许多方面可做进一步挖掘。西 和县志办公室2011年编印的《仇池论集》是目前 对于氐族及仇池相关问题研究最新的成果收集。
此外,日本学者三崎良章对仇池政权即杨氏 集团的描述“是这一时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存 在,目卩,一方面有建立起自立的国家体制的时 期,另一方面也有经历南北朝政权施以掣肘的时 期,而集团自身又分裂为多个政权,而且这些政 权各自独立地与南北两朝进行交涉。因此,处于 对立之势的南北两朝也对这个集团活跃地进行交 涉,结果,两朝的外交战略呈现出极其错综复杂 的情形” 其文立意颇新,从仇池存在的角度 分析当时南北两大政权面对这一地方势力存在而 表现出的种种统治手段:“南朝对杨氏集团的册 封,是为了使之成为同盟者从而壮大势力,在此 基础上形成包围北朝的封锁连环,这很难认为是 高明的外交政策。这样的外交政策在北朝的册封 中可以看出来。而北朝,为了形成和维持战略上 针对南朝的藩屛体制进行册封。对杨氏的册封也 是基于这一基本方针,称号的内容也是因此决 定,而且如果叛离北朝就将其从藩屛体制中除 去,为了补上这一空缺又册封其他统治者,或者 建立逃亡政权” [7]。另有北村一仁先生从南北对 峙矛盾中分析了仇池的存在,是基于南北诸政权 所采取新一种的边境统治方式。文章从对仇池采 取羁縻政策再到直接在仇池地区设置州、镇的具 体事件,指出“因此结论是,北朝为了得到进攻 蜀地的道路,为获得汉中和仇池地区而积极进 人、介人仇池地区;另一方面,南朝则为了防守 汉中,进一步防卫蜀地,对仇池采取怀柔政策。 这种政策上的差异,从前两节$所见的州刺史任 命情况就能体现出来”'
仇池政权S地而名,地名也借政权之名绵绵 不绝于史书。仇池山位于今甘肃西和县境内南60 公里处,地质结构特征属陇南山区。这里不但地 理位置独特,三面环水,一面衔山®,水系支流 丰富,尽有西汉水、嘉陵江与洛峪河水交汇之河 道。而且,更有人文始祖诞生的文字记载气使 得仇池山在中华文化史乘中有稽可查。更有《山 海经》中《海内西经》、《大荒西经》、《海内北 经》等相关西北、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字性记录, 为研究以仇池山为中心、原始民族上古文化向四 周辐射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相关仇池氐族以及氐族的早期文化对中国 华夏多民族的形成产生的影响,赵子贤、赵逵 夫父子的研究首开先河。二位先贤开拓性的研 究19•'使得后学者在吸收借鉴前辈的研究成果 上对仇池国文化精神方面的探索有所助益。
仇池氐族为我国本土古老的西北少数民族, 其世居地甘肃陇南山区在《山海经》中已有记 载,反映出上古时期本地区人类活动已经相当频 繁。后来,随着中原汉文化的发展,氐族历殷 商、秦汉至魏晋乃至南北朝终登上历史舞台,建 立多个少数民族政权,一度出现一统中原北方的 局面。考察氐族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要从仇池 国形天神话中寻找其生生不息、奋斗抗争精神的 文化渊源。
①首节以南朝为例,对北秦州、东益州、沙州北益州以及州刺史人员分析认为,上述地区的“一系列地方自治政权组成,几乎 全为仇池杨氏”,次节以北朝事例指出,“仇池杨氏当权时期不仅获封将军封号和爵位,太武帝时期更是出任秦州、梁州的刺史或者 州牧”。
②汉《遁甲开山图》曰:“积石嵯峨,嶔岑隐阿者也。”
③ 皇甫谧《帝王世纪》载:“燧人之世有大人迹出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汉《遁甲开山图》曰:“仇池山,四绝 孤立,太昊之治,伏羲生初。”罗泌《路史》载:“伏羲生于仇夷(仇池),长于成起。”
④沈约《宋书•符瑞志》云:“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山,生炎帝神农。”
首先来追寻有关仇池氐族的文字记载。据史 载氐族是炎帝后裔。《大荒西经》曰:“有氐人之 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氐人。”炎帝 即神农®,《帝王世纪》曰:“昔少典娶于有娇 氏,名曰女登,感神龙于华阳之常羊,生神农烈 山石室。”由此可知神农生于常羊山,而炎帝生 地之常羊山,据赵子贤先生的考订就在今西和县 的仇池山'并且“氐人发祥于仇池山,而仇池 山还同中国神话人物“形天”有关™。有关上古 神话人物“形天”的记载出自《山海经•海外西
经》:“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 山。帝以乳为目,以胳为口,操干戚以舞。”此 处再现的常羊山,已是炎黄大战后形天葬其首之 处。本来形天是炎帝的乐官®,在经历了炎黄争 战后,作为失败一方的炎帝部族形天氏仍反抗不 屈与帝争夺神位,遭遇到“帝断其首”的刑罚。 由此推知此帝当指黄帝。而对于此事件的完整记 述是在《山海经•海外西经》:“奇肱之国在其 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阴有阳,乘文马,有鸟 焉,两头,赤黄色,在其旁。形天与帝至此争 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山。帝以乳为目,以脐 为口,操干戚以舞。”形天的故事背景应发生在 炎黄大战后,通过常羊山的地理方位推断出形天 与帝争神的地点应在奇股国'并且,常羊山和 奇股国也应该相距不远,奇股国大致也应在仇池 山附近。那么,奇股国、一臂三目、形天、常阳 山之间又有必然的联系吗?奇股国之人是一臂三 目,由“奇股国得名同形天有关”推知,形天氏 的相貌大致也应是一臂三目,否则怎会有关呢? 形天作为氏族名称时,古籍中又称之为“开 题”,开(形)题本实为“雕题”。雕题也正是 “形天”之制。《礼记•王制》郑玄注:“雕题, 刻其肌,以丹青涅之。”《说文》:“题,额也。” 而奇股国之人是一臂三目,那么,形天氏大概也 就仿其三目也在额头刻一目。有关形天的面貌体 征大致就是,形天氏原为三目之相,在与黄帝争 神中,被断头颅,但形天仍以双乳为目,以肚脐 为口,操干戚挥舞奋战。
追溯形天这个上古神话人物的产生,可以形 成这样的认识:陇南地区仇池山的本土文化自有 文字记载就已经开始。神话是原始先民在自身生 活实践中对于社会的认识和艺术再加工,“在公 元前30世纪至公元前20世纪中华大地迅速向文 明社会迈进的英雄时代,先民在西北大地,在今 甘肃一带的大地上曾演出一幕幕波澜壮阔的戏 剧” [%而仇池氐族的始祖形天神话有助于我们 对于仇池氐族的文化根源、发展脉络以致于最后 关于宗教的产生演进能够形成一条鲜明的思路。
三、仇池政权的历史文化脉络
仇池文化主要是指借仇池国的存在、发展而 表现出来的一些以氐族杨氏政权存在时期所最具 表征性的文化事迹,这种文化现象并不伴随仇池 政权兴盛、衰落而产生较大波动和变化,只是缓 慢地依循自身演变模式,从上古神话逐渐因民族 •融合开始向周边扩展而走向民间信仰。仇池山±也 处陕、甘、川交界地带,因水系丰富而使西北古 代先民较早在此生息繁衍,从而最终形成为秦文 化、氐羌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汇处,形成具有深 远影响的三大文化体系:以今宕昌、礼县西部、 西和西部、武都西北部为代表的氐羌文化体系, 以今武都、文县、康县南部为代表的川蜀文化体 系,以今礼县东部、徽县、两当、成县、康县南 部为代表的秦文化体系。
(一)仇池氐族的杨氏反映地缘宗族关系
《国语•晋语》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
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 姜。”上古姓氏中的“姓”从女从生,以明血 统,“女”旁为后加,至姓所从来之字,盖仅 吉、赢、兆、为、云、先等也,或本图腾之称, 或本山川之名,或得之祥瑞[9]。而炎帝临居常羊 山、临之水则名羊,故仇池氐人建立政权者,亦 称其为杨姓,因“杨”、“阳”、“羊”同音,正可 侧证氐族杨氏的血统渊源。
(二)仇池氐族的民族特征在民族融合中仍 有保存
川蜀早期居民以蜀人为著,同时又杂有巴 人。“氐人在今嘉陵江流域,即古所谓的巴” [12]。 而“巴人长期以渔猎为生,起源于鄂西的清江流 域,又沿着长江向上游发展。到达嘉陵江流域和 汉中等地。这一大片范围内的巴人,实际存在着 东、西(巴东和巴西)即南北(长江三峡和嘉陵 江流域)两大支。史称禀君蛮起于武落钟离山, 即今之长杨清江流域,有(巴、樊、暉、相、 郑)五氏,以巴氏为帅。长江沿岸主要是这五氏 巴人。而以嘉陵江流域为中心的巴人有罗、朴、 昝、鄂、度、夕、龚七大姓。汉时称板楣蛮或賨 人。嘉陵江上游之汉中一带,本多氐人,巴人来 到这里后,与氐人及当地其他族群长期共处,故 巴人七姓血统很杂,而至魏晋以后,又习称为巴蜀人早期始祖本居川、陇间的长江 上游地区,“蜀人始祖蚕丛本居岷江上游” ®, “而那里是以畜牧为生的氐羌族的活动区域,或 当为其中的一支”[|3”72。这种融合以氐族特征在 广汉三星堆中铜人的发式上又可以找到诸多痕 迹。“在三星堆的全部出土物中间,以大铜树和 大铜人最为突出。可见在早期蜀文化的信仰中, 土地崇拜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大量的青铜人面面 具和人头像,则反映出祖神占有第二位的重要位 置……人头像有五十四件,其发式、冠形或有无 面罩,有多种形式。发式之大别为束发和编发两 类”[131'76。关于编发民族诸特征,李思纯先生在 其《说民族发式》1M1—文中已详论。
(三)仇池氐族的始祖神形天面貌特征被他 民族融合吸收进而发生演变
“以三星堆遗存为代表的早期蜀文化,以农 业经济为主,受到过夏商文化的许多影响”〜 , “三星堆文化的铜器,主要来自其他文化的影响。 其中的长方形弧角镂孔铜牌饰,暗示此时的蜀人 已形成并和夏文化发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彭 县竹瓦街所见商末周初的三角援铜戈,商文化中 少见,陕甘交界地带的西周早期墓中却很多见, 那里的氐羌族在商周之际正是多用三角援戈的, 信仰、崇拜也会受到同样经济方式的夏商文化的 影响”['3”74。此后的巴蜀文化不断受到中原文化的 影响,其中,氐族的形天神话内容在早期蜀文化 的青铜人面面具和人头像中以纵目形象出现就又 是一例。“尤其四川与甘肃陕西的一些地方,本是 氐羌族文化发源所在,又曾经长久居住,所以关 于四川的许多神话传说与民间信仰,无疑杂有 弟、氐族的成分,此项神话信仰,千余年来由氐 羌族的历史人物转化为神话人物的一个实例,那 便是所谓灌口神,或灌口二郎神”[14]63。灌口神就 是指三目神——杨二郎。《华阳国志•蜀志》称蜀 之始祖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这三目神的来源 与仇池始祖形天的面貌相吻合。形天氏额上刻有 一只纵立的眼。赵逵夫先生对其进行详论道:“形 天”作为氏族名称时,古籍中又称之为“开题”。 “开”、“形”均得声于“幵”,上古之音相同,可 以假借;“题”“天”二字同义(《说文》:“题, 额也”),又《山海经•海内南经》云:“匈奴, 开题之国,列人之国,并在西北。”由此而知,形 天神话的故事背景正是陇南西和县的仇池山。因 为这里也恰是《逸周书•王会解》:“正西昆仑、 狗国……雕题……”而雕题正是“形天”之制。
(四)仇池文化的融合发展在今白马氐人民 族性格中的渊源
“嘉陵江流域的巴人,天性劲勇,俗喜歌 舞,周武王伐纣时即用为前锋,并以作战时的 ‘前歌后舞’而传称后世。刘邦自汉中出兵征服 三秦时,亦为前锋,因见其歌舞即武王伐纣之 歌,下令乐人习而传之,成为后来广泛流行的: ‘巴渝舞’。史称巴人勇猛和能歌善舞,是指这只 巴人而言。” ®_82今天,白马人仍有其独特歌舞 传世。“白马人最具代表性的面具舞,名叫‘池 哥昼’、‘仇池咒’或‘鬼面子’、或跳‘曹盖’。 舞者头戴三眼面具,翻穿皮祅,手舞牛毛刷。不 仅从舞蹈的名称及其来历的传说可以看到与仇池 国的联系,而且在古仇池国的核心区域、至今在 春节扮演的社火中,仍可看到有‘翻穿皮袄,手 舞牛毛刷’的角色”n51。其中关于“池哥昼”的 进一步理解,赵逵夫先生在本书序言中也曾指 出:“广汉出土汉代墓中有曹盖”,则可见白马人 与广汉三星堆文化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大家知 道,白马人用的“曹盖”(一种木刻面具,平时 挂在门楣正中,“跳曹盖”舞蹈时作为表演者的 面具),其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是“三目”,只是有 的“天眼”被图案化。而“池哥昼”在白马人的 语言中亦称“仇池舞”。在白马语中,“仇池”的 意思是高山。上古时期,祭祀天地神灵一般都选 择相对较高的山峰举行仪式,恰恰与白马语中的 “仇池”之意相符。
四、仇池文化中的佛教现象及世俗化发展
仇池国(或仇池地方政权)的兴起以杨茂搜 率众占领为起始,时值曹魏时期的建安年间。当 时“中州版荡,戎狄交侵”,而仇池山地处氐族 世居之地的陇南山区却相对中原比较安定平稳, 因此获得较多的发展机会,一时“群氐”归服, 壮大迅速。氐族杨氏因尊西晋王朝为正朔而被晋 室认可成为中原藩国®,据险独立,此后伴随诸少数民族政权在佛教传人中的活动,仇池国是否 也参与其间就成为探讨仇池国文化层面的重要组
成部分。
(一)仇池国佛教的兴盛繁荣
佛教自西域东渐进人汉土,经汉魏至十六国 时期更加繁荣。“先后人主中原的一些少数族领 袖,不仅想从当时兴败无常的战争中找到精神 上的慰藉,也希望用佛教的“戎神”来加强对 汉人的统治”[161,他们均持“佛是戎神,所应 兼奉” m的思想纷纷立佛教为国教。“在北凉之 前,‘十六国’中已有不少政权在实施‘佛教政 治’ ”(18p54,这样的做法均是藉以此教证明其统 治的正统性,并以期佛教延长其统治。前秦、后 秦、西秦等陇右、秦地诸民族政权均提倡并大兴 佛教。《高僧传•释道安传》载,晋孝武帝太元 四年(379)前秦苻氏攻占襄阳后,释道安与习 凿齿被延请,苻坚即对释道安倍加尊崇,敕令内 外学士有疑皆师于道安,甚至有奉释道安为政教 合一领袖的举动[|9]1〜88。后又有苻氏遣吕光征西 域求鸠摩罗什来中原传经弘法。《高僧传•鸠摩 罗什传》载,后秦姚氏更是对佛教顶礼膜拜,国 师鸠摩罗什使得后秦国土长安的佛教活动昌盛、 坐禅风行®,姚兴迎罗什“待以国师之礼,甚见 优宠,晤言相对,则淹留终日” [|9&59。西秦的炽 磐父子对著名僧人释玄高更是“王及臣民,近道 侯迎,内外敬奉,崇为国师”™4@413。原玄高隐 居麦积山,追随他学禅弟子有逾百余人,时 “(后)秦地高僧释昙弘与玄高以同业友善”, 足见麦积山佛事昌隆。由于陇右兼秦地的诸民族 政权领袖对佛教的推崇和麦积山佛教事业的发 展,陇南杨氏政权的“仇池氐人亦应已阪宗佛 教” [20]〇
(二)仇池国在麦积山的开窟造像活动
伴随各民族政权澎湃发展之势,仇池杨氏也 从以陇南仇池山建立割据政权开始与其他民族政 权分庭抗礼,各不相属,彼此纷争。面对如此大 规模的其他政权、王国的礼佛活动,仇池政权 “杨氏在管理天水的期间不但在天水设置护军镇 进行行政军事管辖,而且在麦积山石窟也进行开 凿石窟的活动”今天麦积山78窟、76窟以
及74窟等石窟造像就是确凿的佐证。
1.麦积山西崖78窟凹字形佛坛坛壁的西 面,髙0.55米,宽1.5米,为上下两列、共十六 身男供养人像,“均头包巾帻,上身着交领窄袖 大衣,浅色用深色镶边,而黑色用红色镶边,腰 束带,下身为宽腿束口裤,足穿尖头乌皮靴。形 成了仇池氐族杨氏特有的民族服装特色。” _每 身供养人都有题名,并且有第八身的题名可辨 认。佛坛西面上列右起第七身男供养人像,高 0.23米,着浅色窄袖袍,领缘黑色镶边,手持花 枝。身后的第八身供养人题名为:“仇池镇□口 生王口□□供养十方诸佛时”,明白清晰地证实 仇池国在北方各族兴佛开窟同时也参与佛教开窟 造像行为。并且,“佛坛上列右起第二身男供养 人像,高0.23米,着深色窄袖袍,领口、袖口以 及衣裙边缘均以红色镶边,手持花枝,枝头莲蕾 呈球状形,题名已漫漶。由于是北魏太和十八年 (494)诏禁士民胡服之前的壁画作品,人物衣冠当 是仇池民族服装的形象” [22123°_233。这种以高肉 髻、面形略方、体格挺拔雄健、右坦袈裟、曹衣 出水等特征的印度健驮罗风格与氐族民族服装特 征相结合佛教造像,反映出佛教在仇池国内的传 播已开始了世俗化转变。
2.仇池杨俊时期(356-360)开凿的第76 窟12”64。“在76窟下方泥影塑三身女供养人像,上 身穿交领长身小袖袍,下身穿裙摺,头挽高 髻,……单从上衣来看,完全符合仇池氐族人的 服装特点” [21]63。第76窟夹在78窟和74窟之间, 窟形很小,“正壁和左、右壁下部的影塑供养人 的制作精致。这些采用模制方法塑成后贴于壁上 的影塑,一般高约为0.12米,生动活泼。正壁下 部和佛座椅右侧的女供养人,梳高髻,穿交领 襦、长裙,面部塑造简洁含蓄,微笑俯视的神 态,十分感人,佛座左侧的男供养人,头戴冠, 穿交领袍,表情庄重” [22]232-233。这群供养人“以 彩塑的形式,与各壁佛、菩萨及各小龛内的禅定 像等构成一种人神合一的整体效果,这种以无处 不在的造像,给人一种人间群塑和济济一堂的身 临其境的感受” [23]266。其服装特点与史书记载相 符合。《南史•夷貊传下》记载:“武兴国,本仇 池。……语言与中国同。著乌皂突骑帽,长身小 袖袍,小口裤,皮靴。……”《梁书•诸夷武兴 国传》中关于仇池服装特点的记述也与上述基本 相同。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二〇I五年第I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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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更西侧造像风格几乎完全继承第78窟特 点的第74窟。“第74窟就其艺术造像风格来说, 与78窟为同期作品” P1161,“第74窟、78窟的窟 形、坛基、塑像等内容基本相同,故第74窟和第 78窟有可能基本上同时为北魏仇池镇供养人所重 修……第74窟塑像也是北魏仇池镇供养人重塑 的” 1241。并且在“第74窟正壁右侧胁侍菩萨的 宝冠正面,却清清楚楚地塑造了一个饕餮图 像” [2饕餮本是中国龙文化中的因素之一,经 仇池人的佛、儒思想贯通,清楚地体现出仇池国 人佛教信仰世俗化转变。在上述几处典型的仇池 人开窟造像活动事例中,佛教已植根于仇池国人 的意识形态中。“仇池人北魏时在麦积山可能存 造一批窟龛造像并进一步完成其佛教人间化转 变” 126]。
试想,如果仇池国人没有虔诚的佛教思想, 为什么要重修或重塑呢?而仇池政权的佛教信仰 不也正是统治上层杨氏诸人的个人信仰上升为皇 权国家行为的吗?
(三)佛教在仇池国政治文化中的作用
一旦佛教与王权结合,佛教便具有了国家宗 教的性质。对于仇池政权中的政治文化因素与宗 教关系,以及仇池政权中广泛的民众信仰背景, 笔者试从麦积山造像中寻其端倪。
麦积山第74和第78窟塑像皆正、左、右三 壁各塑一佛,体现“三世有佛”思想。此“三世 佛”造像居中为释迦牟尼佛,其左、右两边应为 过去佛和未来佛[271。此“三世实有”思想,以姚 兴《通三世论》为解释蓝本,以鸠摩罗什权威性 肯定为统治上层做好理论铺垫[28]: “前世作恶, 今世果报,来世未定。换言之,现世的社会秩 序、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皇帝和老百姓之间的差 别在前生就决定了,反抗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一 般老百姓只能做‘逆来顺受’的顺民。魏晋南北 朝以来,这种思想实际上一直都是维护中国封建 社会的稳定器” [18]57。而氐族仇池政权的统治上 层以较高的汉化程度,对于佛教义旨是能做到吸 收、融会贯通和为我所用。这种分析仍来源于第 74、78窟在三佛造像上,窟形呈三壁凿三佛,佛 像均为同高同大,颇具帝王气象。突出表现“三 世有佛”,三世恒有的“佛不灭论”,仇池杨氏参 与佛教造像的目的性,明确表现是为了强调统治 秩序的法统性和恒久。此外再有北凉昙无谶译出 《大般涅槃经》以一切众生及一阐提人都是具有 佛性或可成佛的“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划时代 号角,从而促使仇池氐族上至帝王、下至普通民 众只要接受佛教“六度”均能进人天国。由此, 仇池时期的佛教造像不但表现出“佛教政治”的 国家行为特点,还渐露仇池国百姓民众在佛教信 仰方面具有功用性,使佛教的人间化倾向较之前 期已有广泛基础,到后仇池时代,“仇池氐人在 北魏时已深信佛教”了1291。
麦积山为秦地林泉之冠,况且上邦(天水) 反复为仇池政权得而又失、失而复得的领土范 围。再加之上邦与仇池政权所在地又相隔不远, 故自佛教大兴后,仇池民族首领不会待佛教于漠 然。因为“佛是‘戎神’,更能适应‘胡人’的 心理状态和民族感情的缘故,得到一些汉化程度 很高的‘胡族’统治者的信奉” [18]151,况且,仇 池国地处陇南山区,自政权建立就不断征战,加 之国土核心以仇池山为中心,故没有形成稳定的 皇家寺院,但是,仇池国人的崇佛理念却是自平 民抄经生到政权杨氏人物大有人在,并且佛教 大、小乘思想在秦地和中原石窟表现上的变化均 可从仇池国人的宗教行为中找到依据。北魏佛教 大昌,“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 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而北魏将仇池杨 大眼的造像龛不但展示仇池国人佛教思想的延续 性,甚至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佛教思想在传播过 程的发展变化以及敦煌与仇池地区的佛教联系。
景明元年(500)杨大眼龛,此龛位于河南龙 门石窟古阳洞北壁第一层列龛,东起第三龛,此 龛主像仍是一佛二菩萨的三尊组合。本尊释迦持 禅定印结跏趺坐姿,顶饰螺发肉髻,身著右袒式 袈裟。其头光、背光是以坐佛、菩萨、伎乐飞 天、莲花以及火焰纹组合而成立体感鲜明的薄雕 装饰图案,刻工细密,为龙门佛龛装饰作品中的 上乘。本尊左右二胁侍菩萨,项圈垂肩,身著帔 帛,腰束贴身长裙,菩萨俱一手抚胸,一手提净 瓶,体态富有动感。“该龛下槛中如始平公等龛亦 雕有极具特定文化内涵的供养人形象及图案、边 饰。这一列供养人共记有六躯,分两组对称,其 人物形象身姿修长清癯,俱着褒衣博带之汉族典 型服饰,这对于一个氐族人物为像主的世俗雕刻 来说应该是耐人寻味的现象” [3°]125。“古阳洞的杨 大眼造像龛,无论在窟龛形制或人物的风格上, 均表现出佛教中原化的转变特点,龛下的供养人 也属褒衣博带的汉民族服饰”™,并且“(杨大 眼)龛上雕有阿育王施土题材,此属早期佛教小 乘思想作品,流行于敦煌及盛行小乘教的西域地 区” [32]。此题材在今甘肃秦安县博物馆藏的两件 北朝石造像塔的残件亦可见。这种以宣扬对佛因 施供养、布施而得善报思想恰与中华民族儒家倡 导的崇祖观念、孝悌思想相吻合。仇池国的这种 佛教信仰也恰好反映出佛教在仇池政权中的汉化 历程,也是仇池政权佛教世俗化的具体表现。
杨大眼为北魏孝文帝和宣武帝时期名将。战 功卓著,屡屡受封。后感念孝文帝的知遇之恩, 遂为文帝造像并勒石为记。称《邑主仇池杨大眼 为孝文皇帝造像记》。碑铭曰:“夫灵光弗曜,大 干怀永夜之悲:明纵不迈,叶生含靡道之 忏。……辅国将军、直閣将军、□□口□、梁州 大中正、安戎县开国子仇池杨大眼,诞承龙曜之 资,远踵应符之胤,禀英奇于弱年,挺超群於始 冠。……清王衢於三纷,扫云鲸于天路。南秽既 澄,震旅归阙,军次□行,路径石窟。览先皇之 明踪,睹盛圣之丽迹,瞩目彻霄,泫然流感,遂 为孝文皇帝造石像一区……”碑文质采彬彬,书 法隽美。“在龙门石窟频频出现的魏唐邑社题名 中,见有颇多胡、汉邑子联袂杂糅的实例。这一 耐人寻味的历史情状,实则直接反映出胡、汉各 族人民在宗教信仰范围内业已卓然有其相与趋同 的思想。” _5
五、结语
上古神话形天人物为进一步了解仇池国文化
产生根源以及宗教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研究基樊
础。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原西北各民族• 政权中兴盛,此时的仇池杨氏政权既当处其间$ 又密迩麦积山,既有氐族久远的文化根基又有I 崇佛的诸秦政权伴生左右,故而今西和县石堡_
城(古名石营)西山摩崖造像为研究仇池政权文 早期佛事活动提供佐证。“崖壁残存石窟31 ! 座,留有造像12尊,比麦积山现存的早期作g 品,还要粗糙古朴,石营距(仇池)政权的统g
治中心仇池山,不过百里之遥,近400年间, 一直在杨氏氐族政权的控制之下,因此,这座 石窟的建造,很可能与这个氐族政权、特别是 其中的前仇池国有关” [33],这其中仇池佛教的 政治功能以开窟造像为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