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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佛学发展与佛教文化的贡献

发布日期:2015-06-11 09:06:10
2600多年来,佛教作为哲学和精神世界的主要信仰之一,一直促进着人类的发展。佛陀的教导不 但鼓励人类实现自身的最终解脱(nibb^ia),同时也推动着哲学、文化、人类道德、公正与世界和平的 可持续性发展。通过历史的见证,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佛教在世界不同地区也面临着诸多生存挑战。它 跌宕起伏的原因有时是来自政治、文化和其他宗教的威胁。但其价值,例如思想自由、学说的重要实 践、对其他信仰的宽容,科学地解答了现代人的疑惑,促进了文化与宗教的和平共处。非暴力的佛教 开启了 21世纪精神信仰与哲学的黎明。在这份报告中,通过讨论法国佛教的历史,重点关注佛教对法 国高等学术机构和法国社会文化的贡献。此外,也涉及了一些法国杰出学者提出的思考性建议。佛教 作为人性化的古代哲学信仰,有利于帮助人类了解生活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虽然佛教受到法国自由思 想家的欢迎,但这里暂不讨论佛教寺院文化与大众佛教的发展,谨就佛教丰富的哲学内涵和释迦牟尼 (S备kyamuni )教法对法国学术机构的影响略作阐述。
一、法国早期佛教科学研究
历史记录表明,在两本早期的的法文出版物中,均以法语的形式提到“佛”和“佛教”,这两个 引用极可能是佛教最早的法文记录了。最早是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驻暹罗王国(今泰国)大使西 蒙(Simon de la Loub6re )记录完成。西蒙任暹罗王国大使期间(1687〜1688年),于1691年出版了《A Description duRoyaumede Siam》®—书,该书中称亚洲宗教为佛教,这是“佛教”首次作为法语出现。 第二个同样重要的记录出现在1697年由彼埃尔•贝尔(Pierre Bayk ) ( 1647~1706)编纂的一本名为 《Dictionairehistoriqueetcritique》的法语词典中。在这部作品中,彼埃尔•贝尔不仅明确提到历史上的 佛陀,并且指出佛教教义的业力等观点。①根据以上信息可以看出,佛教早在321年以前便传人法国了。
在17世纪末期,一些法国知识分子对亚洲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亚洲语言的教育和学习,促 成亚洲语言成为法国学术机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鼓励更多年轻学者学习亚洲哲学、文化、语言 和文明,法国当局慷慨地于1795年在巴黎成立东方语言学院。为更有效地学习包括佛教在内的亚洲文 化,该学院于1894年聘请颇具声望的安托万-伦纳德(Antoine-Leonard de Ch6zy)教授和阿贝尔-雷慕 沙(Abel-Remusat)教授分别教授梵文和汉语。毫无疑问,在法国成立高等亚洲研究机构,这不仅对学 习亚洲语言,而且为法国当局学习佛教哲学、文化和信仰,提供了许多机会。随着在法国大学中开设 学习梵语和汉语课程,学者发现有必要建立一个正规的学术讨论机构,并出版他们对亚洲研究的新发 现。1822年成立的“巴黎亚洲学会”(Soci6t6 Asiatique de Paris)和其名下的《亚洲华尔街日报》(Journal Asiatique)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办的。该刊物创办至今,一直发表着包括佛教在内的亚洲学术研究成果, 即使在今天,该传统仍作为协会的政策留存下来。
163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三时期的红衣主教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倡议成立法国科学院,促 进了法国教育体系中亚洲研究的发展。一些学者通过对亚洲文化、语言、社会的熟悉,对印度语言和哲 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②鉴于印度文化、哲学和社会的重要性,同时为了方便学者学习,法国当局鼓励 法国科学院推广一系列的新举措,为法国文化和亚洲智慧的融合,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条件。罗兰•拉 蒂努瓦(Roland Lardinois)在其文章中强调,法国学术机构借鉴和引进印度文化和文明是一种新的研究 方向:“这些变化可以理解为一种创新式的社会工作。这项工作由一部分专家实施。专家们具有鲜有的 高级语言能力,并且在学术界占有了显著的地位,这种地位让他们得以获取在先前积累下的东方学知 识。创新的合法化模式,作为一种补充,演绎出着两种战略:或者巧妙地提升那些已经由权威部门指出 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新发现或新学科;或者提升社会与政治层面的可以代表国家政府的实用标准价值。此 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所带来的效应对这种创新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一是18世纪70年代法国在 印度地区殖民政策的失败;二是法国大革命对全法国的社会与制度重新开放性的定义。”③
三、印度先驱欧仁比尔努夫在法国的佛学研究
法国的佛教研究诸多学者一致赞同欧仁比尔努夫教授(Eug^ie Bumouf) ( 1801~1852年)是在法 国学术领域中研究梵文、巴利文以及佛教的第一人。早在欧仁比尔努夫年轻时代,其便展现出对印度 语言的浓厚兴趣,他精通巴利文、梵文、孟加拉语、马拉地语、古吉拉特语。此外欧仁比尔努夫教授
用僧伽罗语和缅甸语翻译注释了大量佛教作品。作为研究印度和佛教的专家,他的大量作品被法国研 究机构采用。在诸多作品中,1826年他同基督教拉森合作出版了第一部巴利语著作《1’ Essaisurle PMi》®。欧仁比尔努夫作为印度学研究专家,通过不懈努力将佛教引入到法国知识分子当中,他的两 部主要作品《印度佛教史》®( Le Lotus de la Bonne Loi )和介绍佛教大乘教义之一的《妙法莲华经》® (Sa ddharmapundarakasutta),分别在1844年和1852年出版。欧仁比尔努夫教授将佛法运用在其写作、翻译、 教学和指导青年学者当中,他毫无夸张地将印度文明与法国高等教育体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关于欧仁 比尔努夫对佛教开创性的工作,德国佛教学者帕萨迪卡比丘(BhikkhuP^s^dika)在其文章中曾描述到•• “在大量佛学研究,词典编纂和中亚、远东、印度著作的译作中,他的翻译给世界各地学者留下非常深 刻的印象,他是一位非常受欢迎的法国学者,他的努力为西方国家接受佛教准备了非常好的土壤”。® 当阿难尊者(Ananda Guruge)在其文章《法国佛教》(Buddhism in France)中提到欧仁比尔努夫脍炙人口 的作品时,他指出欧仁比尔努夫将斯里兰卡《大史》(MaMvamsa)翻译成法文,再也没有翻译能超越 其上。$我们没有找到这段文字的出处,但我们相信比尔努夫及其同事学生们,的确奠定了佛学和亚 洲语言在法国的基础。其中一部分学者仍旧引导者法国学术发展,例如JP.亚伯(J.P. Abel-Remusat)、 Ph.E富可士( Ph.E. Foucaux )、L•菲尔(L_ Feer)等等。由于学者们将佛学研究深人不同领域,因此佛 教在不同地区和非佛教国家中形成了非常珍贵的艺术、建筑、哲学和文化瑰宝。
四、法国佛教的推动者西尔万•列维
另一位为法国佛教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是熟悉佛教教义、历史和文化而被称为佛教史学家的西尔 万.列维(Sylvain L6vi)( 1863~1935 )。虽然他主要研究方向是古印度贵霜(Kush^na)王朝,但他从 未停止过对中亚和东南亚佛教的研究。为了更好地熟悉巴利文、梵文、藏文、中文和丰富佛教文化,西 尔万•列维的足迹遍布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乃至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1926年和1928年他对日本 两次成功访问,促成他在日本成立“法宝义林国际佛学研究所”(Intemationall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in Hobogirin)。在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他出版了时至今日仍然重要的佛教词典“法宝义林 词典” ®(Hobogirin Dictionary)。列维作为佛教研究和印度学研究的专家,出版了大量著作,例如:《f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Journal Asiatique》、《ficole Franfaise d’ Extr S me Orient》等等。佛教徒克里
斯蒂娜-绍布(Cristina Scheirer-Schaub)在介绍列维的著作作品时说:“总结西尔万•列维的著作,我 们可以发现其著述之丰富,至今仍具影响力。毫不夸张地说,他的研究对佛学理论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 为当今学者津津乐道。列维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其中一部分是他在法国大学所做的佛学研究,一部分 是其游历国外时做的研究。与此同时,他在写作翻译梵文、巴利文、藏文和汉语版本的佛学文献等领域 也颇有建树。他通过间接翻译的方法研究了维吾尔族和粟特族(中世纪讲伊兰语)的佛学文献。在文献 研究方面,他立足于建立研究工具,比如索弓丨,出版,评论,编纂百科全书等等。”®
总之,通过阅读列维的著作,我们清晰地看到他将佛教戒律(Vinaya),特别是《根本说一切有部 律》(Maiasarv^stiv^la)、《本生经》(jltaka)、《百喻经》(AvadAna)以及著名的大乘经典(MaMy^iasatra) 等佛教智慧引人法国。列维同时也很热爱佛教艺术。他于1910年在《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 上出版了敦煌梵文手稿。敦煌是中国佛教艺术和文化的宝贵遗产,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世界文化遗产。除此之外。列维翻译出版了 1897年和1898年在尼泊尔收购的梵文手稿。其中无著 (Asanga)菩萨的《人中论释义》(MaMy^iastoalarMra)两卷于1907年和1911年分别出版,《大乘唯 识论》(Vitisatika )和《世亲二十唯识论》(Tritisatiki )也在1925年至1932年间出版。
五、印度文明研究所的创建
回顾列维对法国佛学和印度研究的巨大贡献,我们不能忘记他另外一个伟大创举,就是在1927年 成立印度文明研究所(L’ Institutde civilization indienne)。这个印度研究机构的成立,不仅创造了许多印 度研究的便利条件,而且得到了法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承认。印度文明研究所创建伊始至1972年,一直 隶属于巴黎大学艺术系,自1973年1月1日起,归人法国学院管理,并于2000年重新命名为印度文 明研究院(L’ institute!’ etudes indiermes)。除上述巴黎印度文明研究院以外,列维为进一步加强对印度 和佛教的研究,积极促进佛教国际关系发展,于1926年在东京成立“法国日本府”(Lamaisonfranco- japonaise)。列维为印度学和佛学研究开辟了诸多途径,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为印度学和佛学在法国大 学中的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法国大学中研究的亚洲文化、哲学和宗教学,影响了一大批对印度哲学 和佛学具有愿景和使命感的法国和欧洲年轻学者,例如:塞尔•莫斯(Marcel Mauss )、休伯特.亨 利(Henry Hubert )等等。
六、法国远东学院的建立
1898年,西尔万•列维在法国成乂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远东学院(L’ ^colefranfaised’ Extreme- Orient)。 诸多学者认为列维建立该学院的目的不仅在于学习佛教典籍和印度哲学,更深远的意义在于 开展对亚洲其他宗教、文化、建筑、语言、文学、古迹、民族学、哲学、政治学等政治殖民体系的研 究。为了实现这一憧憬,他于1902年将法国远东学院扩展到越南河内,形成印度支那联盟新国会的组 成机构之一。位于河内的新研究所,为马来西亚、日本甚至中国的青年学者提供了更多接触亚洲文化 和科学研究的机会。“法国远东学院学刊”(Bulletin del’ 6c〇lefran9aised’ Extr&ne-Orient)出版了对亚 洲研究的新发现,该期刊也成为在法国和国际学界更好了解亚洲的领军式核心期刊。作为法国传教士 的诺埃尔•派瑞(Noel Peri ) ( 1865~1922 ),同样对法国佛教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888年他被派往日 本教会传播福音。在此期间,他努力学习日语和日本佛教,并于1907年成为法国远东学院(L’ 6cole fran^aised’ Extr&ne-Orient)的科研会员。通过对日本佛教文化和文明的研究,派瑞在《印度和中国的 佛教神话历史》(History of Indian and Chinese Buddhist mythology ).成功地发表了 5篇论文,分别刊登 在1909年、1911年、1916年和1918年出版的“法国远东学院学刊”(Bulletin de 1’ fcole fmnfaise d’ Extreme-Orient)上。列维•阿尔弗雷德.傅舍(L^vi, Alfred Foucher ) (1865-1952)作为法国远东学 院的第二任院长,对推动佛教在法国传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傅舍一生致力于佛教考古学,他于 1905年出版了《希腊键陀罗佛教艺术》(L’ artgr^co-bouddhiqueduGandh^ra)、《佛教经典对印度和远 东艺术起源影响之研究》(6tudesurles origines del’ influence classique dans 1’ art bouddhique del’ Inde et del’ Extreme Orient)等著作。其另外三部著作也分别于1918年、1922年和1951年出版。此外, 1949年出版的题为《佛陀生活与印度古迹》(La vie du Bouddha d’ apr^s les texts et les monuments de V Inde )的著作也是傅舍致力于佛教研究的最好见证。
另外一些学者在法国开展了一系列的佛学研究,L.菲诺(L. Finot)分别于1920年和1923年翻译 出版了《人菩萨彳了》(Bodhicaryavatara )和《弥兰陀的问题》(Les Questions de Milinda )。作为佛教传说 和历史专家的普祖鲁斯基(Jean Prayluski ),也分别于1923年和1928年翻译出版了清晰介绍古老的佛 教会议和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弘扬佛教的伟大历程的两部重要作品:《阿育王的传说》(La legende de 1’
empereur Asoka )和《王舍城的会议》(Le concile de R&jagaha ) 〇
在法国致力于佛教传播和印度研究的琼•菲利奥札(Jean Filliozat)作为法兰西学院朱利叶斯•布 洛赫(Jules Bloch)的继任者,于1953年出版了著名印度研究著述《古代印度的研究》(L’ Inde classique. Manuel des etudes indiennes )。予利•德(Henri de Lubac )也于 1952 年出版了《佛教与西方 议会》(La rencontre du bouddhisme et de 1’ Occident ) —•书。该书对进^•步了解佛教考古历史,特别是 由中国佛教大师玄奘(公元7世纪)描述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历史颇具帮助。此外,印度佛教专家戴 维•塞福特(DavidSeyfort),通过对西藏资料的梳理,对大乘(Mah^na)佛教的“绝对”思想进行 阐述,并出版了 1论如来藏性》(La Th   orie du tath&gatagarbha et du gotra ) ( 1969年),《佛教救世论之
研究》(etudes sur la sot 6 riologie et la gnos 6 ologie du bouddhism ) ( 1969 )以及《如来藏》(Le Trait6 du
tathagatagarbha)( 1973年)等著作^很显然,在法国远东学院中,许多学者对大乘佛教(特别是中国 佛教)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中文语言和文学专家,同时也是法国学院派学者的汉学家爱德华•沙 畹(6douardChavanneS ) (1865~1918),在法国高等学术机构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他多次前往中国学 习佛教考古学,并于1911年出版了系列作品《中国佛教五百年之故事与寓言》(Cinq cents contes et apologues tires du canon bouddhiquechinoise)。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通过对中国敦煌石窟中数千
张从公元5世纪到10世纪遗留下的、用中文乃至中亚语言书写在纸张和丝绸上的手稿研究,提出这种 巨大的佛教库属于佛教僧侣(毫无疑问是中国的佛教僧侣)。有部分学者指出敦煌手稿珍藏在法国吉美 博物馆和图书馆中。®目前,尚未证实这一消息的可靠性。
作为亚洲佛教研究专家和佛教践行者的汉学大师保罗(Dem^villeH 1894~1979 )充满激情地完 成了诸多的佛教作品。由于他对汉语及印度和中国佛教传统的深人了解,1924年他参与了希腊国王 manendra和N^gasena (印度佛教和尚)之间著名的辩论。他在1952年出版了《Le Concile de Lhasa》 和《Une controverse sur le qui6tisme entre bouddhistes de 1’ Inde et de la Chine au VIII占me siecle de 1 ere chrdtienne》,以及《L’ IndeClassique》和《Manuel des etudes indiennes》。他在作品中强调,印度佛
教信仰形成和佛教传人中国的时间均是在公元1世纪前后。敦煌作品的深人研究和翻译,激发了许 多法国学者对中国佛教文化遗产的兴趣。②在法国高等教育体系中,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们表现出 对佛学和亚洲文化的浓厚兴趣。其中,米歇尔(如<;11615(^11^)、安东尼奥(人111〇1^〇?〇1^)、伯纳
德•佛瑞(Bernard Faure)、郭丽英(Kuo Liying)、弗兰西斯(Franfoise Wang Toutain)、克劳德(Claude Eugene Maitre )、派瑞(NoSl Peri )、雅克(Jacques May )、休伯特(Hubert Durt )、罗伯特(Robert Duquenne )、弗雷德里克(Frederic Girard )、苏珊(Suzanne Karpel纟s )等均为佛学及其文化在中亚乃至 南亚地区和远东地区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七、法国学院的佛教系主任
当讨论近现代法国佛教发展时,最不能忘记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安德烈•巴罗(Andl^Bareau) (1921~1993),他以毕生的心血促成和丰富了法国佛教研究事业。安德烈•巴罗深受保罗(Paul Demidville)和让•菲利奥札(JeanFilliozat)作品和思想的影响,他利用毕生精力和时间学习印度研 究、上座部佛教、巴利文、梵文和中国古典文化,并于1971年成为法国佛学研究院佛教系主任。在法 国佛学研究院任教期间,具有广阔深厚的佛教知识的安德烈教授教育指导出许多具有丰富亚洲智慧知 识的优秀学生。他对古老的信仰,特别是早期佛教情有独钟。在研究学术之外,他利用有限的时间前 往斯里兰卡、柬埔寨,泰国和周边一些佛教国家。他不同主题的佛教作品,出版在各种大学领先期刊 和百科全书中。®他的知名著作有:《佛教的存在》(Presence du Bouddhisme ) ( I959年)、《佛陀的介 绍》(Bouddha-Pr^sentation ) ( 1962 年)、《未来佛陀》(en suivant Bouddha ) ( 1985 年)、《佛教中的哲学 绝对》(en suivant Bouddha )、《asatiskrata和 Dhammasangan 的概念演变》(Evolution de la notion d’asaiiskrata
andDhammasangana )(1951年翻译并注释)。此外,他也在不同期刊上发表其它主要作品,如:《吉梅 博物馆年鉴》(AraialesduMudeGuiinet)和《法国远东学院期刊》(BulletinofEFEO.)。此外,“‘Les premiers conciles bouddhique”、‘‘ Les sectes bouddhiques du Petit V谷hicule”、'* Recherches sur la biographie du Buddha dans les S&trapiftaka et les Vinayapiflaka anciens” 等作品也是值得关注思考的。
除安德烈教授之外,另外一位任教于巴黎索邦大学的佛教学者盖伊•布尔高特(Guy Bugault) (1917-2002)同样备受关注。巴黎索邦大学曾出版过他关于佛教哲学和大乘佛教(特别是中观哲学) 等方面的著作。布尔高特的弟子,现任法国索邦大学印度哲学系主任的弗朗索瓦•舍内(Francois Chenet)曾指出布尔高特作为研究龙树(N^g知juna)的专家②,其作品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索邦大学 佛教哲学的领军人物和研究龙树方面的专家,布尔高特于1982年和2002年分别出版了《从大乘佛教
角度解读智慧》(La notion de Praj站 〇u de Sapience selon les perspectives du Mah4y&na )和《Les Stances du
milieu par excellence (Milam 6 dhyamaka-k螽rikii)》。此外,其他刊物上也发表了布尔高特诸多在不冋佛教 领域的贡献成果。③
部分斯里兰卡学者在法国学习和居住期间,对近代法国佛教的学术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中罗 喉罗(WalpolaRMmla)作为保罗(PaulDemi^vilie)的工作助手,在BEFE0系列丛书中翻译出版了印度佛 教学者世亲菩萨兄长无着(Asanga)菩萨题目为《Le Compendium de la Super doctrine》的哲学著作。罗喉罗 还于1959年出版了《Whatthe Buddha Taught》,并将《Mohan Wijayaratna》从巴利文翻译成法文。1988年和 1995年,罗喉罗又分别出版了《佛陀的教导》(Sermons du Boiiddha)和《佛教的哲学》(La Philosophies du Bouddha)。除上述之外,还有大量学者在法国大学中撰写发表佛教研究的文章,并未收录人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