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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信仰与义举之间的关系

发布日期:2015-06-28 14:50:54
佛教信仰与义举之间的关系
在明代商人的佛教信仰被证实的基础上,接下
来将探讨明代碑传文中记录的商人佛教信仰与传主 的义举之间的关系。在明代商人碑传文中,大量记 述了商人的善行与义举,这些善行与义举是否与商 人的佛教信仰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呢?答案是肯 定的,依据是:
第一,所有能够确定传主信奉佛教的碑传文, 一定会有义举记录。前文提到的汪处士信奉佛教, 其义举为:
处士善施予,务振人之穷,举宗或不能丧,
则置封域、予葬地;不能举火,则置田予之租。 出入遇僵尸,则属佣人瘗之,予之值。嘉靖中 岁,大旱,太守议发仓,处士则以不便于民, 乃以策干太守。饥民自百里外待命郡中,即无 留行,犹惧无及于死。假令坐毙以待升斗,如 沟壑何?请易粟为金,就而散之四境,富民各 输金以助,不足,某请以百金先。太守用其言, 民大称便。既而又就里中设糜粥,饭饥人。上 海亦如里中,中外多所全活。吴会洞泾桥坏, 费百缗新之。归则碣田、由溪各为桥,处士皆 出百缗以倡义举。®
与汪处士一样斥巨资修建寺庙的程次公,其善 行与义举亦与汪处士相近:
然其为术,好修而附仁义,抑亦有足多者, 闻其事父孝,与兄弟悌,其纤啬锥刀之末,虽 不能与世之贾者异,而赈贫窭,周丧葬,缮津 梁,修道路,出子母钱贷人而不以责。浮屠老 氏之宫或颓废,数解橐中装以佐之。虽累千金 不以靳。®
又,汪道昆《明故处士李仲良墓志铭》中的李 仲良,在信佛以前,未有善行与义举的记述。一旦 信佛,即有善行与义举:
仲良自言,故以窭人子起贾竖中,不得比 一逢掖,幸而丧葬婚嫁毕矣,宁能搰搰然为奴 虏哉。开士喜公,得南宗东游建业。仲良一见, 执弟子礼,就舍旁建精舍居之。师曰:“吾不 示汝直指正宗,第于弹指间可超无学。”仲良大 悟,遂专事西方,既从通公受净土文,日茹清 斋持佛号D时或掩关趺坐常。岁侵,都民有殍, 穷冬率就瓦官寺开讲百日,日饭饿者数百人。 季年益乐檀施梁津,除道不倦于勤。®
第二,传主信奉佛教的商人碑传文中记录的义 举,与佛经中提倡的善行与义举相合。以上所引商 人碑传文,所记载的善行与义举大致可以归纳为赈 贫饭饥、除道梁津、兴修水利、棺敛尸殍、施药救 人、修建寺庙等几个方面。这与《佛说诸德福田 经》中所谓“七法广施福田”基本上相合。“七法 广施福田”即:“一者兴立佛图,僧房堂阁;二 者园果浴池,树木清凉;三者常施医药,疗救众 病;四者作牢坚船,济渡人民;五者安设桥梁,过 渡羸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饮;七者造做圊 厕,施便利处。”
通过对比可以得知,“七法广施福田”中所列 的七项善行与义举,唯有“七者造做圊厕,施便利 处”一项在商人碑传文中完全没有被提起过,这本 身就是耐人寻味的事。在找不到直接证据说明为什 么商人碑传文不记录传主“造做圊厕,施便利处” 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这样合理的推测:厕所乃污 秽之地,而碑传文的风格是庄严肃穆,将厕所写进 碑传文,会影响到碑传文内部的和谐。此外,商人 碑传文中最常见的善行与义举:赈贫饭饥,并没有 被《佛说诸德福田经》列为“七法广施福田”之 ―,不过“赈贫饭饥”是佛教提倡的义举,属常识 性的知识。佛教度人,其中内容之一就是要使众生 摆脱苦难。《六度集经》就要求佛教信徒能够做到 “饥者食之,渴者饮之,寒衣热凉”。通过将传主信 奉佛教的商人碑传文中记录的义举与佛经中提倡的 义举进行对比,我们发现它们之间几乎是完全吻合 的,这足以证明商人的义举与佛教信仰之间存在着 必然的联系。
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已经证实了明代能够确 定信奉佛教的商人,其碑传文中记录的义举绝大部 分是在佛教信仰的推动下,实实在在发生了的事 实,而不是为了 “谀墓”而杜撰的,这个观点应该 比较容易让人接受。因此,传主信奉佛教的商人碑 传文,并没有违背传记文学应当遵循的真实性原 则。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所有商人碑传文对传主义 举的记载,都不是“谀墓”之词。原因是很多商人 碑传文并没有明说传主信奉佛教,却记载有与传主   信奉佛教的商人碑传文大致相同的义举。没有确切 的证据来证明这些商人的义举是在佛教信仰或其他 动机的推动下产生的,就否定此类商人碑传文的 “谀墓”倾向,是很难被人接受的。
由于商人在明代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因而明代 商人有名有姓留下来的本来就不多,要想在某个商 人的碑传文之外,再搜集其他的文献资料来证明他 是否有佛教信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能证 明这些商人有佛教或其他宗教信仰,就不能为义举 找到合理的动机,因而似乎就没有办法为他们的碑 传文洗去“谀墓”的嫌疑。要解决此问题我们必须 另辟蹊径。如果在传主为不信奉佛教的商人的碑传 文中,完全没有佛教提倡的义举的记录,这应当可 以进一步证明商人碑传文中记录的佛教式的义举与 佛教信仰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因此,传主不能确定 是否信仰佛教,却有佛教提倡的善行与义举,则基 本上可以确定是佛教信徒,只是作者没有明确写出 罢了。现举例说明如下:
汪道昆在《太函集》卷六十一中有《明处士休 宁程长公墓表》一文,其传主程锁可以确定不是佛 教信徒,他在弥留之际交待子辈曰:
吾故业中废,碌碌无所成名,生平慕王烈、 陶潜为人,今已矣。尔问仁、问学,业已受经, 即问策幼冲,他日必使之就学。凡吾所汲汲者, 欲尔曹明经修行,庶几古人。吾背尔曹,尔曹 当事,自此始毋从俗,毋用浮屠,毋废父命,
吾瞑矣。
临死之前的示儿之语,当非虚言。程锁临终前交待 儿孙之语说明他非佛教信徒,要求儿辈必须不信佛 教,死才能瞑目,更流露出了对佛教的反感。程锁 不信奉佛教,因而,墓表中虽然记有程锁贷母钱薄 取利息,谷价上涨时平价出售之事:“长公中年客 溧水,其俗春出母钱,贷下户,秋倍收子钱,长公 居息市中,终岁不过什一,细民称便,争赴长公。 癸卯,谷贱伤农,诸贾人持谷价不予,长公独予平 价,囷积之。明年饥,谷踊贵,长公出谷市诸下 户,价如往年平。”但这类义举并非佛教徒无目的 的利他义举,而只是儒贾的一种经营策略,与佛教 信仰无关。程锁赖此经营策略而使细民“争赴长 公”,与现在通常所说的薄利多销的商业经营策略 有异曲同工之妙。
毛雄在父亲去世之时严守儒家葬礼,宁肯背上“弃 亲”之名,也要谏止他的祖父高年公将佛教礼仪用 到其父的葬礼上,由此可知毛雄不信佛教也是发自 内心的。相应地,康海为他所作的墓志铭中也不见 佛教提倡的义举,只有儒家提倡的亲亲之义:“至 于处宗族,接姻党,恭而有礼,亲而有恩,孝悌之 实,信于乡人。为妹择配,深得婚嫁之体,不私货 财,不愧妻子,表然孝义人也。”当非偶然与巧合。
相似的例证还可以举出一些,但限于篇幅,不 能一一列出。不过,王九思在《镁陂集》卷十二中 为商人秦瑰作的墓志铭《明赠文林郎广西道监察御 史秦公合葬墓志铭》却不能不提。秦瓒“不事浮 屠,婚葬营缮,不问术者,贫富穷通,不谈禄命”' 这说明秦璜并不信奉佛教,但王九思在为他作的墓 志铭中,却说到了他有类似于佛教徒的善行与义 举:“赈贫赡饥,而造棺百余,给疫死者,祈愈父 病。有所假贷,贫不能偿,辄复贷之。且以券付郡 守,作祠庙,出麦八十斛,以食役徒。”不信佛教 的秦璜似乎也有佛教提倡的善行与义举,但细读则 可以发现,祠庙是供奉先祖神灵的祠堂,与寺庙完 全不同;秦瓒“赈贫赡饥,而造棺百余,给疫死 者”也有明确的目的,即“祈愈父病”。“祈愈父 病”中的“祈”表明秦璜的义举肯定与某种宗教信 仰相关,因而此例证并不影响前文所立之论,反而 进一步证明了商人碑传文中记录的义举,都是在一 定的目的的推动下发生的事实,而非凭空虚构的 “谀墓”之词。只不过,佛教信仰才是这些义举的 最大动力。
行文至此,明代商人碑传文中所记录的传主的 佛教式的义举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非“谀墓”之词 已基本上得到了证实。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追 问,明代商人碑传文在明代就被批为谀墓,为何现 在流传下来的商人碑传文中,反而少见谀墓痕迹? 笔者的解释是,明代文人在为商人写作碑传文时, 肯定有一部分人为了经济利益而放弃文人应当坚持 的原则,极尽谀墓之能事。作者的思想境界不高, 必然影响到他们的作品的思想水平与艺术水平,因 而流传下来的几率比较低。能够流传至今的文集, 其作者一般都严格遵循文人应当坚持的原则,对谀 墓之事很反感。如为徽州商人写下不少传记、墓志 铭的金瑶在《栗斋文集》卷八《范母吴氏传》一文 的开篇即曰:“余性喜作文,然不喜为人作状传, 惧犯谀墓中人之戒。”坚持原则的文人,在自我标 榜不谀墓的同时,也是这样做的,如茅坤《歙州处 士程次公墓志铭》一文说:“其所最难者,公尝贩 粟湖中,以岁侵,价且翔,公第收其什一之息而不 忍尽时价以取之。钱进士所缀而称之者如此,其然 邪,抑否邪!然间按公所从予游处覆之,当亦无相 远,庶几乎。”茅坤此文是在钱进士行状的基础之 上写成的,行状中说程次公贩粟,当年收成不好, 粟的价格上涨时,依然只取什一之利,茅坤并不敢 完全肯定,所以他只说“庶几乎”,使自己免于因 不明真相而被动谏墓。
总之,从明代流传下来的商人碑传文来看,明 代商人与佛教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佛教信仰是商 人施行义举最主要的动机之一,可以确定传主信奉 佛教的商人碑传文中,都记录有佛教式的义举;而 可以确定传主不信奉佛教的商人碑传文中,几乎都 没有佛教式的义举。传主的佛教信仰与碑传文中是 否记录有佛教式义举之间的必然联系,证明了至少 碑传文记录的传主的佛教式的义举,具有较高的可 信度,不可简单地视为“谀墓”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