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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佛教信徒持斋与禁屠考略

发布日期:2015-06-29 13:08:18

辽代佛教信徒持斋与禁屠考略

辽代社会中的诸多现象承唐仿宋,佛教信仰亦 不例外。比如辽代僧尼、居士的持斋活动、崇佛的 契丹皇帝的禁屠行为,等等。由于文献史料之稀 缺,故而,记载辽代佛教信徒“持斋”与“禁屠”内容 的文字更属寥寥,至目前为止,尚未见有人对这一 问题作过探讨。笔者不揣浅陋,钩沉、耙梳传世文 献史料及出土石刻文字资料,拟对有辽一代200余 年间辽代社会各阶层佛教信徒的持斋与禁屠略作 考述,以弥补该课题研究上的某些空白。

辽代的佛教信徒可分为两类,即出家的僧尼和 在俗的居士,如果把佛教信仰比作一种职业,那么 前者即为专职之佛教人员,后者则属“兼职”。两 者既有分工,性质亦有所区别,因而,反映在佛教信 仰及修行过程中的持斋活动亦肯定有所不同。
据台湾学者刘淑芬研究员考察,古天竺时期的 僧人托钵乞食,全面持斋素食是不可能的。佛教传
人中国后,东汉至魏晋时期,东土僧人也不是长期 持斋[1](P47)。南朝梁武帝萧衍是一个非常虔诚的 俗家佛教信徒,据宋释志磬《佛祖统纪》卷37记 载,天监十年(511),梁武帝诏令断舍自己及全国 僧尼的酒肉;天监十六年(517),又“敕太医不得以 生类为药,郊庙牲牷皆代以面,宗庙荐羞始用蔬 果”。由此开始,东土出家之僧尼全面禁断荤腥, 终生素食。10世纪初,契丹人在北方建立了契丹 辽帝国。在有辽一代200余年间,其境内出家之僧 尼是否持斋素食,文献史料没有记载,相关信息仅 见诸出土石刻文字资料。比如,辽穆宗应历十五年 (965)的《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作者、盐铁判 官王正,于应历元年(951)会晤云居寺谦讽和尚 时,谦讽即言:“夫人入仕,则竭忠以事君,均賦以 利国,平徵以肃民。出家,则庄严以奉佛,博施以待 众,斋戒以律身。尽此六者,可谓神矣!可谓神 矣丨”可见,早在辽代前期契丹辽地的僧尼即以持斋守戒为自律之准则。笔者以为,契丹辽地 僧尼的持斋守戒应该是自始至终贯穿于有辽一代 的。如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的《耶律宗福墓志》
即载:“矧属晚年,尤重佛法,于今坟山之内,茔域 之右,修僧伽蓝,聚宓刍(比丘)众,造供设斋,日不 暇给。”[3KR143)这就是说,生活在辽代后期的耶律 宗福晚年崇佛信教,曾经建寺院,纳僧人,并向他们 提供素食斋饭,从未间断。
能够证明辽代寺院僧尼持斋素食者,还有石刻 文字中关于辽代一些僧人在出家前的孩童时期即 已不食荤腥的记载。由此可知,他们出家剃度后, 必定也是斋戒终身的。如辽道宗大安年间 (1085 ~ 1094)的《澄湛等为师善弘建陀罗尼幢记》 中记载幢主善弘大师“俗姓苏氏,法讳善弓(弘), 心(恩)化郡人也。自为童好善,有家厌居,不食茹 荤,不留髻发,轻浮俗赏,爱重空门。年十二岁,访 道往雾灵山,给使于契丹长老。清宁八年,入京师 间,别礼广严寺耆宿密尚座为师。至咸雍中,考试 经业,年满受具”[3](P224>。相类的记载还有天祚帝 乾统八年(1108)《妙行大师行状碑》中记载的妙行 大师:“师契丹氏,讳志智,字普济……师方生也, 厥考坐于帐外,忽慈乌人怀,师即生,乌去矣。师甫 三岁,未解语言,见邻舍家严设佛像,师就地俯伏, 合掌虔敬,哀啼忘返,须令家中亦严像为僧的潜质,并在某僧的“劝诫”、“警示”之下 去荤腥求素食;后刹度出家,终生斋戒。大师不仅 不再吃肉,并且“不食酥酪、乳蜜、酥蘖之味”,寿八 十一而圆寂u](P+585)。再如乾统八年(1108)《刘庆 为出家男智广特建幢塔记》中的智广和尚亦是“未 言而不食荤茹,始言而勤好佛乘,遂听其出家,礼当 村院僧云清为师,当年遇恩受具”[2](P5%)。可见, 这几位僧人均为出生不久就厌食荤腥,有向佛为僧 的潜质,出家前即如此,出家后持斋素食也是必然。 尽管这几例石刻文字之载记传说色彩亦较浓郁,但 还是能够大致反映出辽代僧尼持斋素食之状况。
契丹辽地寺院中的僧尼持斋素食肯定无疑,但 他们的“斋饭”究竟吃些什么? 一段珍贵的石刻文 字向我们透露了其中的些许信息。辽道宗咸雍六 年(1070)的《洪福寺碑》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洪福寺 内的各种建筑设施,其中即包括为寺僧提供斋饭的 “厨堂”。“谓厨堂则气楼逶迤,鍊鼐恢弘,烹乳酪 之珍馐,造醍醐之上味,时修盛馔,日给群 僧。” [2](P 345)“乳酪”与“醍醐”均为乳类食品。辽 代洪福寺在南京道琢州归义县丞相乡柳林庄(今 河北省新城县东柳林庄),位于燕云农耕区。农耕 区的僧尼斋饭中尚见乳类食品,那么,以游牧经济 为主的塞外契丹腹地寺院中的僧尼,乳类食品可能 即已成为其斋饭的主角。僧尼们常年持斋素食,不 吃荤腥,身体内的某些营养肯定缺乏,而多食一些 乳类食品,则会有所补充,对僧尼的身体健康确有 好处。这或许就是辽代僧尼“斋饭”的特色所在。
(二)在俗之居士的持斋活动 据相关文献记载,天竺佛教自两汉之际传人中 国后,至迟在东晋时期,已经践行“五戒”(戒杀、戒 盗、戒淫、戒欺、戒饮酒)的俗家佛教信徒便开始了 有限度的持斋活动。南朝梁僧祐《弘明集》卷13 引东晋中书侍郎郗超所著《奉法要》即云:“已行五 戒便修岁三六斋,岁三斋者;正月一日至十五日,五 月一日至十五日,九月一日至十五日。月六斋者, 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 日。凡斋日皆当鱼肉不御,迎中而食,既中之后,甘 香美味,一不得嗜,洗心念道,归命三尊,悔过自责, 行四等心,远离房室,不著六欲,不得鞭挞骂詈乘驾 牛马,带持兵仗。妇人则兼去香花脂粉之饰,端心 正意,务存柔顺。”这就是俗家佛教信徒修行中的 “年三月六”之持斋活动。所谓“年三”,即正月、五 月和九月为“三长斋月”,俗家佛教信徒从初一到 十五均要持斋素食;“月六”,即每个月的初八、十 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为“六斋日”,每天 也要素食斋戒。另据《唐会要》卷41《断屠钓》记 载:“正月、五月、九月断屠。伏以斋月断屠,出于 释氏,缘国初风俗,犹近梁、陈,卿相大臣,颇遵此 教。”但因唐代李氏皇帝既信佛又崇道,所以,从唐 高祖武德二年(619)开始,便以“十斋日”取代了 “六斋日”,即在原来每月“六斋日”的基础上,增加 了初一、十八、二十四二十八4天[1KP50>。至五代 时期,俗家佛教信徒所秉持的依然是传承于唐代的 “十斋日”而不是南北朝时期的“六斋日”。如南唐 “李璟时,朝中大臣多蔬食,月为十斋。
辽代的大多数俗家佛教信徒承继了东晋至隋 唐时期的“奉五戒”和“三长斋月”之习俗,却改变 了唐及五代时期佛教信徒秉持的“十斋日”作法, 恢复了南北朝时期的“六斋日”素食习俗。辽道宗 咸雍五年(1069)的《董匡信及妻王氏墓志》即记载 墓主董匡信的妻子:“太原王氏,柔嘉贞正,耀映闺 门,辅内睦族,足为母范;又恒以清净心日课上生法 花观音品,十数年间,持六斋戒。”[2](P M8)这就是 说,辽代后期的俗家佛教女信徒王氏生前即坚持“六斋日”持斋素食。
在出土石刻文字资料中常见契丹辽地俗家男 女佛教信徒持斋守戒的记载,但大多略掉了 “六斋 日”之字样。如辽兴宗重熙十四年(1045)的《王泽 妻李氏墓志》即载:“夫人慈爱宜口□□纯植性口 习之愿,近于佛乘,净信三归,坚全五戒,清旦每勤 于焚祝,常时惟切于诵□。”[2](P M))辽道宗咸雍七 年(1071)的《弘农杨公墓志》记载墓主“杨公”(名 已残缺不详)“晚年□志释教,受持斋戒,诵读经 咒”[3](P 139)。大安七年(1091)的《萧乌卢本娘子墓 志》记载契丹女子萧乌卢本“自少时心游五教,口 讽三乘,恒修戒定,惠深明终,顿圆专用”[3](P 206)。 天祚帝乾统七年(1107)的《梁国太妃墓志》亦载 “(梁国太妃)尤嗜浮屠法,其营饰庙像,日玩其籍, 或时獪其徒,以治斋戒”[3](R257),等等。
当然,辽代也有一些俗家佛教信徒虽未人寺剃 度,但因其对佛教之信仰已至笃弥深,持斋程度竟 同于僧尼,他们自信教以后,便常年乃至终生禁荤 素食。这在出土石刻文字资料及传世文献史料中 均有所反映。如辽道宗大安九年(1093)的《张匡 正墓志》即记载墓主张匡正生前笃信佛教,“不食 荤茹心(辛),不乐歌酒,好读法花(华)、金刚 经”[3](P 214)。天祚帝乾统五年(1105)的《白怀友为 亡考妣造陀罗尼经幢记》记载,白怀友的父亲白继 琳在世时“魁梧鹿厚,乡闾畏惮,然性善崇尚我教, 重和(熙)中,会吕上人传菩萨戒于里之驿亭,自是 不食荤血,奉五戒,终身无堕”W(P55〇)。再如天祚 帝朝契丹人萧蒲离不,晚年笃信佛教,“谢绝人事, 卜居抹古山,屏远荤茹,潜心佛书,延有道者谈论弥 日。人问所得何如,但曰:‘有深乐!惟觉六凿不 相攘,余无知者。’一日,易服,无疾而在此类笃信佛教的俗家信徒中,还有一些女 子,她们之所以长期乃至终生持斋素食,似与其遭 遇过某种重大人生挫折有关,比如中年丧偶。辽道 宗寿昌二年(1096)的《耶律弘世妻秦越国妃墓志》 即记载秦越国妃萧氏在丈夫去世之后口不嗜荤 茹,色不尚铅华,奁饰服御,珍玩之资,皆非己有,惟 奉佛筵僧为施,以荐冥福,九载之余,一节而 已”[3](PM〇)。类似的例子还有天祚帝乾统十年 (1110)的《萧德恭妻耶律氏墓志》中记载的耶律 氏,她在丈夫去世后,“坚持素节,因守纯诚,以金 石挺志,以冰霜洁己……酒脯断来,用资太师之灵; 金珠施尽,广铸诸佛之像”m(P271)。人生有不幸, 44 红尘便看破,她们虽未剃度出家,但佛教信仰之程 度绝不亚于寺庵中之僧尼,长期乃至终生持斋素食 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她们为亡夫守节并持斋, 亦反映了辽代佛教与儒学在某种程度上及某些场 合中的交汇融通。
在辽代,不少俗家佛教信徒不仅仅自己坚持斋 戒活动,他们中的一些富裕者还经常向附近寺庙的 僧尼或因灾导致生活贫困者施舍斋饭,以积佛教之 功德。如辽道宗咸雍五年(1069)的《董匡信及妻 王氏墓志》即记载墓主董匡信生前“于居常公务之 暇,专以奉佛筵僧,持诵经教为所急”,是一位笃信 佛教的地方官员。为官期间,董匡信即经常自己出 资,设斋济贫。“先是监上谷作坊,属岁多没人,守 法置执之外,必蚤(早)暮躬至,视其疾苦,仍复自 备净食,时为斋设,诱之趣善,饶益颇多。”[2](P 337) 咸雍八年(1072)的《特建葬舍利幢记》亦记载了燕 京西紫金寺法钧大师与琢州新城县佛教居士、中书 省大程官刘清等人,在马鞍山惠聚寺附近“同去南 北朝驿路上,设无遮之鲊,济求戒之人。益励虔诚, 潜膺多福”m(PP 35〇~M1),等等。类似的例子还有很 多,不赘举。
辽代的俗家佛教信徒之所以在佛教信仰中行 五戒,持六斋,其目的亦颇为明确,或为已故亲人 “荐冥福”或为自己积今世功德,祈来生成佛。 辽道宗咸雍七年(1071)的《李晟为父母造幢记》即 云:“其父五戒……五戒颂曰:伏以五戒,于家存 孝,于国尽忠,一生慈善,性行敦柔,顿□苦空,设茶 报施,持戒讲经,恒修进道,三十余载,常口不阙,生 □世□,常生佛国。”
中国古代佛教信徒与禁荤持斋活动紧密相关 的就是禁屠行为。因为只有“禁屠”至无肉可食, 才能在客观上保证持斋素食。当然,佛教信徒的禁 屠止杀,也是其“深悯生命”理念下践行佛门“五 戒”的必由之路径。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多个崇 佛的皇帝诏令臣民在持斋期间禁止屠杀。如北魏 的孝文帝,在笃信佛教的冯太后影响下,很早就崇 佛信教,《魏书》卷7下《高祖孝文帝纪》即言其“尤 精释义”,“至年十五,便不复杀生,射猎之事悉止”。另据《通典》记载,孝文帝还曾诏令除天地、 宗庙、社稷以外的祭祀,一律“不准用牲,只用酒 脯”。所谓“牲祭”,即以全牲祭祀,而“脯”则是肉 干。刘淑芬研究员认为,孝文帝以肉干代替全牲祭 祀,可以大大减少杀牲的数目[1](P79)。另据《南齐 书》卷26《陈显达传》、卷49《王奂传》记载,大约与 孝文帝同期的南朝齐高帝萧道成和齐武帝萧赜二 人亦均“御膳不宰牲”。南朝梁僧祐《出三藏记集》 卷12记载他们撰有《敕六斋断杀记》。由此推断, 二帝在位期间曾在国内发布过“六斋日”断屠之禁 令。再后,南朝的梁武帝、北朝的齐文宣帝以及隋 唐时期的隋文帝、唐高祖、唐玄宗、唐宣宗等,都曾 先后颁布过在佛教(包括道教)斋月、斋日里禁屠 的诏令,并带头严格执行,充分体现了中古时期崇 佛帝王在遵守佛教戒规方面的主导与示范作用。 不仅如此,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信徒之禁屠 行为除表现禁止于斋月、斋日杀牲外,还外延到了 禁止杀人,即在刑法层面的禁止执行死刑方面。若 有违犯者,是要受到处罚的。
辽朝的契丹皇帝大多崇佛信教。据《辽史》等 文献记载,某些崇佛的辽帝在佛教斋日里均发布过 “禁屠”、“禁猎”(禁止杀害各种家养和野生动物) 及“释囚”(不执行死刑等刑罚)的诏令。
比如在斋月或斋日里的禁屠与禁猎。《辽史》 卷4《太宗纪下》即载,会同五年(942)“五月…… 五日戊子,禁屠宰”。“五月”为佛教的“三长斋月” 的第一个月,“五日”亦在斋月初一至十五的持斋 期间,辽太宗耶律德光于五月初五诏令“禁屠”,正 与俗家佛教信徒的斋戒时间相合。耶律德光是辽 代前期崇佛皇帝中的典型,对观世音菩萨尤为膜 拜™""167—17'《辽史》卷22《道宗纪二》亦载,清 宁十年(1064)十一月“辛未,禁六斋日屠杀”。辽 道宗耶律洪基是辽朝皇帝中崇佛佞佛最甚者,他诏 令于“六斋日”禁屠,对辽代后期佛教信徒的斋戒 习俗肯定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辽道宗耶律洪基除了诏令在斋日里禁屠之外, 在其他时间或场合也常有与佛教慈悲怜悯及各类 佛事活动相关的禁屠或放生敕旨的发布,这在《辽 史》等文献中亦常见之。如清宁二年(1056),“夏 四月甲子,诏曰:‘方夏,长养鸟兽孳育之时,不得 纵火于郊’ ” [5](卷21<酿纪—〉P 254);大康二年(1076), “八月庚寅,猎,遇廉失其母,悯之,不 射” [5](S23<i^H>P+278)等,体现的均是崇佛的道宗皇 帝对自然界生灵的悲悯与怜爱。又,咸雍七年(1071),“八月辛已,置佛骨于招仙浮屠,罢猎,禁 屠杀。”于佛塔中供奉佛骨舍利是重要的佛事活动之一,此时罢猎禁屠,体现的则是 崇佛的道宗皇帝对佛祖的虔敬和尊崇。
此外,每至辽朝帝、后病重或去世,新即位(或 已在位)的契丹皇帝亦多有不同程度上的止杀“放 生”行为,这其中虽不排除杂糅儒家礼教或萨满崇 拜之因素,但与佛教信仰中的行善戒杀、积攒功德 以达祛灾荐福之目的,应有直接关系。如太平十一 年(1031)六月己卯,辽圣宗耶律隆绪驾崩于大福 河北之行宫。同年七月丁卯,新即位的辽兴宗耶律 宗真“焚先帝所御弓矢”;十一月,“壬辰……纵五 坊鹰鹘”[5](卷叫兴宗纪-》PP.m-M,。“焚弓矢”“纵鹰鹘”均与禁猎止杀有关,兴宗此举应有为已故父皇 “荐冥福”之意。又,重熙二十四年(1055)八月丁
亥,辽兴宗耶律宗真“疾大渐”;“戊子,大赦,纵五 坊鹰鹘,焚钩鱼之具”[5]_(^E>P^。辽道宗清 宁三年(1057)十二月,“戊辰,太皇太后不豫,曲赦 行在五百里内囚。” [5](#21<S^">P 256)在兴宗皇帝和 太皇病重之时,无论是作为皇储的耶律洪基,还是 作为皇孙的辽道宗,都曾采取过“禁猎”或“放生” 之举措,目的当然是为他的亲人祛疾除灾、祈吉延 寿。辽朝崇佛皇帝在某些时间或场合放飞助猎用 的鹰鹘,焚毁渔猎时使用的弓矢器具,以及不时发 布禁止用网狩猎的诏令与南北朝时期崇佛的北 齐文宣帝髙洋所倡所为颇有些类似®,而且辽朝契 丹皇帝还做到完全彻底的禁猎与止杀。
古代佛教信徒持斋素食,应与《涅槃经》教义 之规定有关。《涅槃经》主论佛性,宣称“一切众生 悉有佛性”,所以,佛祖释迦牟尼当年即要求弟子 不可肉食夫食肉者,断大慈种”。受古印度早期 佛教“佛法斋”的影响,佛教传人中国后,中土俗家 佛教信徒最终便形成了 “三月六斋”的信仰习俗。 据成书于5世纪的《四天王经》描述,俗家佛教信 徒之所以在“六斋日”持斋素食,是因为在每月的 初八、二十三这两天,四天王要派遣使者侦察信徒 们行为的善与恶,然后禀报给天王;在十四、二十九 这两天,天王要派遣太子稽查信徒们的善恶所为; 在十五、三十这两天,天王则要亲自下凡视察信徒 之善恶。所以,在天王及使者、太子视察人间的曰 子里,佛教信徒们必须规范行为,持斋行善WM+m。 既然四天王有于佛教“六斋日”巡察佛教信徒是否 行善的职权,因而,自南北朝始,历朝历代的佛教信 徒均有为四天王造像并供养的习俗。辽代的佛教 信徒亦不例外。在不少遗存至今的辽代寺院及佛 塔地宫中,多见被供养的四天王塑身或画像。如建 于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的沈阳塔湾无垢净光 舍利塔地宫的四壁上,即分别绘制了四天王的画 像。吉林农安万金辽塔地宫墙壁上,也绘有四天王 画像。此外,在辽上京的开化寺、真寂寺等寺庙中 也雕有四天王之身像。
前文已提及,因辽人与唐人对道教信仰程度之 不同,所以,辽代俗家佛教信徒的持斋与唐代俗家 佛教信徒的持斋相比,便有了“六斋日”与“十斋 日”的区别。除此之外,唐代与持斋、禁屠相关的 “三长斋月”(也称“恶月”或“忌月”)禁止官员赴 46 任的习俗®,辽人亦并未承袭之,笔者检索辽代文 献史料及出土石刻文字资料,均未见有与之相关的 记载。值得注意的是,辽代的某些俗家佛教信徒所 持戒律有时已超越了传统的“五戒”之范围,似是 秉承了源自古印度释迦牟尼时定立的“八关斋戒” (即在原来“五戒”的基础上,增加了 “不着花香脂 粉和歌舞倡乐”、“不睡好床”和“过午不食”三 项),与东晋郗超《奉法要》中所云颇为相近。比如 上引辽道宗寿昌二年(1096)的《耶律弘世妻秦越 国妃墓志》所记秦越国妃萧氏即曾“ 口不嗜荤節, 色不尚铅华,奁饰服御,珍玩之资,皆非己 有”[3KPM〇)。可见,秦越国妃萧氏斋戒中的“色不 尚铅华”即与“八关斋戒”中“不着花香脂粉”相类 似。此即为辽代俗家佛教信徒对前朝佛教信仰习 俗主体上的沿承及枝节上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