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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佛是金代最高统治者对佛教的基本态度

发布日期:2015-06-29 13:13:03
崇佛是金代最高统治者对佛教的基本态度
金代九帝中,太祖对佛教的态度尚不明朗,或许太祖时期大业初创,征战不断,太祖也来不 及过问佛教事务。太宗对佛教的态度经历了由拒斥到接纳的转变。天会元年(1123)十月,“上 京庆元寺僧献佛骨,却之”。⑤此处“佛骨”究竟是佛陀真身舍利还是其它高僧舍利不得而知, 但从太宗“却之”的态度来看,刚刚即位的太宗对佛教秉持抵制或者敬而远之的态度。不过, 太宗对佛教的态度很快就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来自于太宗与佛陀的几次“偶遇”:
其一,太宗出猎辽东时,“恍惚间见金人挟日而行”,后经对照,确定“金人”即为“佛陀 变现”,太宗因而“欢喜赞叹,为作福田以应之”。⑥
其二,天会九年(1131)七月丙申,“上御西楼听政,闻咸州所贡白鹤音忽异常,上起视之, 见东楼外光明中有像巍然高五丈许,下有红云承之,若世所谓佛者,乃擎跽修虔,久之而没”。⑦ 其三,天会十三年(1135年)正旦,“吴乞买困迷酒色,瘫痪已久,倩近侍扶起受朝,共见 东方一佛,随日而出,末几,殂于明德宫,时年六十一”。⑧
太宗所见之佛陀或云中,或日下,都显得扑烁迷离,颇具神秘色彩,但是,不管这种偶遇是 由于太宗本人的幻觉还是后世史家的神来之笔,太宗因此改变了对佛教的态度是确凿无疑的,否 则也不会“欢喜赞叹”、“擎跽修虔”。
熙宗时期,女真统治集团对佛教的信仰更深。洪暗使金期间,亲自见证了女真上层人物崇信 彿教的场景,“胡俗奉佛尤谨。帝后见像设皆梵拜。公卿诣寺则僧坐上坐”,“贵游之家多为僧衣 盂,甚厚”。⑨作为大金王朝的最髙统治者,熙宗对佛教更是深信不疑,甚至把佛教视为解厄脱 难的重要依靠。皇统二年(1142)二月,太子济安出生,熙宗令“燕、云、汴三台普度,凡有师者,皆落发”。①但皇太子出生未满周岁即患重病,危难之下,熙宗乞灵于佛祖,“上与皇后 幸佛寺焚香,流涕哀祷”,其虔诚之态,跃然纸上。济安死后,熙宗“命工塑其像于储庆寺,上 与皇后幸寺安置之”。②从济安病重后熙宗亲自到佛寺焚香,死后塑像于佛寺的情况看,此时的 熙宗已经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信徒。
中国帝王史上海陵以嗜杀著称,滥杀与佛教主张的修善断恶、大慈大悲背道而驰,但这并 未妨碍他推崇佛法。正隆元年(1156)二月,海陵“御宣华门观迎佛,赐诸寺僧绢五百匹、綵 五十段、银五百两”。③海陵对名僧也加以礼敬,他曾三次下诏征召名僧禅悦来京,就宫供养。 禅悦以年高辞归时,海陵为之赐号遐龄益寿禅师,并亲自作诗,盛赞其佛法修为。④
世宗、章宗时期常常被封建史家看作是金朝的全盛时代,这一时期稳定的社会环境为佛教发 展提供了良好条件,皇帝临寺佛寺、参予佛事活动成为这一时期最髙统治者崇重佛教的重要方 式。史载,大定六年(1166)五月戊申,世宗“幸华严寺”,⑤大定二十六年(1186)三月癸 已,“香山寺成,幸其寺,赐名大永安,给田二千亩,栗七千株,钱二万贯”,⑥八月辛丑,“幸 仙洞寺,壬寅,幸香林,净名二寺”,“九月甲辰朔,幸盘山上方寺,因遍历中盘、天香、感化 诸寺”。⑦大定二十九年(1189)六月,刚刚即位的章宗“幸庆寿寺”,⑧明昌元年(1190)六 月,“奉皇太后幸庆寿寺”,⑨明昌四年(1193)三月,“幸香山永安寺及玉泉山”。⑩
金代的社会经济自章宗末期开始出现明显衰落,卫绍王、宣宗、哀宗三朝更呈内忧外患,兵 连祸结之势,特别是金蒙交战对金末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政府为筹集军费,弥补巨大的财政缺 口,进一步加大了鬻卖僧道度牒、寺观员额、紫衣师号乃至僧道官职衔的力度,贞祐三年 (1215)四月,为抵御蒙古进攻,尚书右丞、知平阳府事,兼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胥鼎“乞降空 名宣敕一千、紫衣师德号度牒三千,以备军储”,⑪兴定三年(1219),为筹办军需,宣宗听从 高汝砺的建议,“僧道官师德号度牒、寺观院额等,并听买之”。⑫对于金末三帝来说,为解决 军费上的燃眉之急,除支持佛教发展以换取财政收入外,已无它路可走。
由上述史料可以看出,从金初到金末,尽管金代诸帝支持佛教发展的动因、方式各不相同, 但他们都对佛教采取了支持的态度,这为金代佛教的平稳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
近年来,学术界之所以得出金代佛教政策是“利用与限制并重”的基本结论,有几个重要原因:其一是金代间或出现的抑佛禁令,举其大略:天会八年(1130)五月,“禁私度僧尼”,① 正隆元年(1156)十一月,海陵下令“禁二月八日迎佛”;②大定十四年(1174)四月,世宗诏 谕宰臣:“闻愚民祈福,多建佛寺,虽已条禁,尚多犯者,宜申约束,无令徒费财用”,③大定 十八年(1178)三月,世宗再次下令,“禁民间无得创兴寺观”,④大定二十五年(1185),诏禁 “农民避课役,为僧道者”。⑤章宗即位后,继续推行禁止私建寺观、私度僧尼的政策,并于明 昌二年(1191)二月“敕亲王及三品官之家,毋许僧尼道士出人”。⑥其二是海陵朝出现的夷 寺、杖僧事件。关于夷寺,正隆二年(1157)十月,海陵“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 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⑦关于杖僧,贞元三年(1155)三月,“以左丞相张浩、平章政 事张晖每见僧法宝必坐其下,失大臣礼,各杖二十。僧法宝妄自尊大,杖二百”。⑧其三是世宗 发表的一系列怀疑佛老的言论。大定八年(1168)正月,世宗在同秘书监移剌子敬等人谈话时 说,“至于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为同泰寺奴,辽道宗以民户赐寺僧,复加以三公之官,其惑 深矣”。⑨大定十九年(1179)三月,世宗在同宰臣谈话时回忆了自己对佛教认识的转变过程, “人多奉释老,意欲徼福,朕蚤年亦颇惑之,旋悟其非。且上天立君,使之治民,若盘乐怠忽, 欲以侥幸祈福,难矣”。⑩大定二十八年(1188)十二月,世宗诏谕宰臣,“人皆以奉道崇佛设 斋读经为福,朕使百姓无冤,天下安乐,不胜于彼乎”。⑪
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金代多位皇帝都表示过对佛老的怀疑乃至否定态度,甚至颁布过限制 佛教发展的禁令。如果对他们的言行做简单解读,当然会得到金代的佛教政策是“限制与利用并 的结论,但是,如果能够对上述言论、举措的产生背景做深入剖析,我们或许能得到更多启 示。因此,我们不妨对金代的佛教禁令、海陵夷寺杖僧以及世宗怀疑佛老的言论做详细探讨。
金代的佛教禁令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限制僧人的活动自由,如禁止出入王公大臣宅邸, 二是禁止私建寺观,三是禁止私度僧尼。第一类禁令的目的在于防止佛教势力与大臣勾结而行不 法之事。金代佛教僧侣勾结权贵惑众乱法之事屡见不鲜,因此,对僧尼的人身自由采取必要的限 制措施是可以理解的。第二、第三类禁令几乎无代不有,而非金代独创。例如禁止私度僧尼,即 使在佛教风行的辽代也于统和九年(991) “诏禁私度僧尼”,⑫统和十五年(997) “禁诸山寺毋 滥度僧尼”;⑬又如禁止私建佛寺,即使在佛教颇为流行的南北朝时期也有东魏元象元年(538) 诏令“天下牧首令长,悉不听造寺。若有违者,不问财之所出,并计所营功庸,悉以枉法 论”,⑭因此,限制私度僧尼和私建寺观属于国家对佛教的常规管理,金代不过是加以沿用而已。 不过,与其他朝代相比,金代禁止私度僧尼、私建寺院更多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有金120年 间,灾害连绵,战祸不断,国家财政漏洞百出,以致元代史家慨叹“国用之屈,未有若金季之甚者”。①为增加财政收入以支撑巨额支出,政府不得不大量出卖僧道度碟、寺观员额与僧道官 职,《金史》谓之“僧道入栗,始自度牒,终至德号、纲副威仪、寺观主席亦量其赀而鬻之”。® 既然僧道、寺观之人事关国家财政,而私度僧尼、私建寺院会影响国家与佛教相关的收入,那 么,以法令的形式严禁私度僧尼、私建寺院当然也在情理当中。
关于海陵毁坏上京储庆寺问题,应当与海陵上台前后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皇统九年 (1149)十二月九日夜,海陵手刃熙宗,以谋斌夺位,终于坐上皇帝宝座。虽然对北方少数民族 来说弑君纂位并非像汉族文化所认为的那样大逆不道,但熙宗以太祖长孙得继大位,海陵谋弑这 样一位正统之君毕竟于理有亏,肯定要遭到一些女真上层人物的唾骂甚至反抗。海陵采取的应对 措施一是疯狂屠杀宗室,一是将大量宗室由上京徙居中原。即便如此,海陵对上京地区的反对势 力仍旧不敢掉以轻心,必欲尽除而后快,因此,在屠灭宗室,迁徙人口之后,对上京地区宗室大 族的聚居之地采取了彻底夷平的暴烈措施,“正隆二年(1157),命吏部郎中萧彦良尽毁宫殿、 宗庙、大族邸第及储庆寺,夷其址,耕垦之”。③考察这段史料我们可以看到,正隆二年摧毁了 宫殿、宗庙、大族宅邸等多种不同功能的上京建筑,而储庆寺仅仅是其中之一,这意味着本次行 动并非针对佛教而来。显然,夷平储庆寺不是因为海陵对佛教有多么深厚的偏见和反惑,而仅仅 是他打击上京反对势力诸多措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至于海陵杖责僧人则关系到君权尊严和僧侣政治地位问题,《金史•张通古传》的记载非常 详尽:
会磁州僧法宝欲去,张浩、张晖欲留之不可得,朝官又有欲留之者。海陵闻其事,诏三品 以上官上殿,责之曰:“闻卿等每到寺,僧法宝正坐,卿等皆坐其侧,联■甚不取。佛者本一小 国王子,能轻舍富贵,自苦修行,由是成佛,今人崇敬。以希福利,皆妄也。况僧者,往往不 第秀才,市井游食,生计不足,乃去为僧,较其贵贱,未可与簿尉抗礼。闾阎老妇,迫于死 期,多归信之。卿等位为宰辅,乃复效此,失大臣体。张司徒老成旧人,三教该通,足为仪表, 何不师之?”召法宝谓之曰:“汝既为僧,去住在己,何乃使人知之?”法宝战惧,不知所为。海 陵曰:“汝为长老,当有定力,今乃畏死耶?”遂于朝堂杖之二百,张浩、张晖杖二十。
张浩,字浩然,辽阳潮海人,历任户部尚书、参知政事、尚书右丞、平章政事、左丞相、尚 书令等职,张晖历任平章政事、枢密副使、尚书左丞等职,两人是海陵朝统治集团的重要人物。 而史料中提到的僧人法宝,据学者考证,即金代曹洞名僧大明宝,⑤他曾应张浩之邀住持燕京之 仰山栖隐寺。贞元二年(1155),法宝欲离开栖隐寺,张浩、张晖及众朝官“留之不可得”。
从仗责事件发生时海陵的议论来看,海陵对佛教没有多少好感,但仔细分析这段史料,可以 从中看出海陵杖责僧人及大臣的根本原因并不在此,而在于僧俗相处时僧者正坐,大臣侧坐的现 象颠倒了应有的礼制关系,从而引起了海陵的极度不满。海陵以弑主起家,在他的性格中“淫 暴自强”,“英锐有大志”,⑥“憝憝有不为人下之意”⑦占据了主导地位。以海陵英锐自强的性 格,自然不会甘居人下,推而广之,他也不希望自己的大臣拜倒在僧侣脚下,况且,自魏晋以来, 沙门应敬王者的问题已经解决,君权高于神权已成固定格局,此时法宝尚妄自尊大,而张浩、张晖 又屈已奉僧,那么,此事所损害的就不仅仅是两位大臣的体面,而是君权的尊严。
世宗在位二十八年,他对佛教的态度可谓犹疑不定。一方面,他像前面所列举的那样,发表 过大量的疑佛言论,另一方面,他又对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思想深表赞同。例如,大定十九年 (1179)三月,世宗在批评“人多奉释老,意欲微福”之后,告诫宰臣说:“果能爱养下民,上 当天心,福必报之”,①大定二十七年(1187)十二月,世宗在批评“人皆以崇佛设斋读经为 福”之后,又勉励宰臣曰:“尔等居辅相之任,诚能匡益国家,使百姓蒙利,不惟身享其报,亦 将施及子孙矣”,②大定晚期,卢沟河久决不塞,世宗加封其为安平侯后,“水复故道”,世宗对 此感叹说:“鬼神虽不可窥测,即获感应如此”。③这些史料说明世宗虽对奉佛徼福的作法颇有 微词,但对佛法所主张的因果报应则深信不疑,看来正史所谓“世宗颇信神仙浮图之事”④并非 空穴来风。考虑到世宗时期曾经大量发卖僧道度牒、寺观员额,以及世宗多次亲幸佛寺并给予大 量赏赐的实际情况,可以说,世宗虽有疑佛言论,但他实际推行的仍是支持佛教的政策。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金代虽然偶有限佛、抑佛之举,但通观金代佛教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这 些限佛、抑佛的措施是暂时的,局部的,非连续性的。例如正隆元年(1156)十一月海陵下令 禁止迎佛,但禁令随即就被打破,世宗于大定二年(1162)正月“除迎赛神佛禁令”,⑤承安四 年(1193)二月,章宗又“御宣华门,观迎佛”。⑥此外,我们还看到,金代推出的几次限佛措 施都是局部的,个案性质的,并未像历次“佛难”那样呈现出有组织、有系统地打击佛教的特 征。相反,政府在颁布一些诏令时还非常注意保护佛教利益。例如,为收集铜器以铸铜钱,金代 于大定十一年(1171)二月规定,“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直之半”。佛家法器多 是以铜铸成,按理这些铜器当然也在送官之列,我们在会昌佛难的史料中就可以看到此类记载, 例如,武宗禁佛时中书即于会昌五年(845)七月上奏,“天下废寺,铜像、钟馨委盐铁使铸 钱”,⑦该年八月,有人听闻圣敕:“天下寺舍僧尼所用铜器、钟馨、釜铛等,委诸道盐铁使收 入官库,且录闻奏者”,⑧与此同时,士庶之家收藏或供养的金属佛像也在收缴之列,“衣冠士 庶之家所有金银铜铁之像,敕出后限一月纳官。如违,委盐铁使依铜禁法处分”。®但金世宗此 次颁布的诏令却将金属佛像及各种法器排除在外,明确规定“惟神佛像、钟、磬、钹、钴、腰 束带、鱼袋之属,则存之”。⑩考古发掘证明了这条史料的可信性。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彰武 县二道河子乡发现了一处约2万平方米的金代遗址,在一口酱釉大缸中发现了大量法器,其中有 大小铜钹27件,引馨2件,法铃1件,铜佛1尊。©这些事例说明,金代推行的限佛、抑佛政 策是短暂的,有限度的,崇佛仍然是这一时期佛教政策的主要内容。
综上所述,佛教自传人中土以来,除了类似三武一宗毁佛等个别时期外,多数朝代对佛教都 采取利用与限制的两手,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或偏重利用,或偏重限制而已。就金代的情况 来看,重点还在利用,因此,金代的佛教政策是利用与限制并用,但以利用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