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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佛教义学的开展

发布日期:2015-07-01 19:05:06
古代中国佛教义学的开展
佛教本乃外来宗教,但最终通过本土化而融 人中国文化中,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组成 部分之一,且在印度佛教于13世纪灭绝后,事实 上以中国为大乘佛教的新故乡。在西汉末年佛教 初传中国时,主要以方术形态进人,其在相当长时 期内以此定性,再后来在民俗与迷信层面一直流 传这种形态,这就是中国民俗层面的佛教即民俗 佛教的缘起。但在东汉末期,中国开始佛教经典 的严肃翻译,这其中涉及到语言的转换、翻译名相 的厘定、义理的阐释等等,已经进人了佛教研究领 域,甚至作为信仰者的翻译活动,有了佛教义学的 萌芽。这可称为中国精英层面的佛教或者义理佛 教的开端。古代中国佛教义学的开展与此密不可 分。
°但最初的翻译与诠释活动,属于初创,没有对 佛教性质、意义与内容的整体把握,缺乏合适的汉 语佛教名相(术语)系统,又受限于译家汉语水平, 所以多用中国传统经典中的相似术语进行比附解 释,很难视为基于佛教本位的义学研究,形成了所 谓的“格义佛教”。“汉末魏初,广陵彭城二相出 家,并能任持大照,寻味之贤始有讲次,而恢之以 格义,迂之以配说。,[1°KP41中)这种解经方法的后期 代表当是东晋竺法雅等,其为训门徒解佛理,乃 “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 谓之‘格义’。及峨浮、昙相等,亦辩格义,以训门 徒。” [11 ](挪上)此时玄学盛行,故多以老庄思想来证 解佛经。
不过,随着佛典翻译规模的扩大与质量的提 高,佛教自身的特色越来越清晰地显露出来,佛教 本位的术语系统也渐渐建立,佛教界生起强烈的 回到佛教本位的意识,从而基于佛教本位的讲说、 注释与造论的规范开始明确起来,这才是佛教义 学真正开展之时,大约相当于东晋末到刘宋初,代 表人物有释道安、释慧远、僧肇、释道生四位大师。
释道安(公元312 - 385年)对其前所译传之 各类佛教思想进行了综合、整理而系统化,“经义 克明自安始也”,[11KP352上)体现了以佛陀及其经义 为本位的意识。这种意识从其将僧众统一取为释 姓也可窥见一斑,并用以指导对中国佛教思想的 抉择,在其中批判了格义佛教似是而非的解经方式。 据枟高僧传》,释道安曾与僧光就格义方式有过争论, 如云:“安曰:‘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光曰:‘且当分 析逍遥,何容是非先达? ’安曰:‘弘赞理教,宜令允惬。 法鼓竞鸣,何先何后?,”[11KP35让)僧光维护格义方 式,而释道安予以了否定。
释慧远(公元334 - 416年)乃释道安的弟 子,广泛涉猎空有经典,虽未完全脱离格义佛教的 影响,但作为中国佛教的涅槃法性思想最早的深 人开显者,对中国化佛教义学最终以佛性如来藏 思想为核心之说开了先河,而其晚年在庐山集道 俗123人立誓结“莲社”,期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成为净土宗的主要开宗者之一'。
僧肇(约384 - 414)早年“历观经史,备尽坟籍, 爱好玄微,每以庄老为心要”,但后认识到其“犹未尽 善”,乃出家,很快博通三藏,尤善大乘。[11](re65上)所以 他在研究佛教时,在起点上就将佛理与老庄为代 表的世学区分开来,而在鸠摩罗什大师门下以“解 空第一”著称。其所作诸论较为自觉地贯彻般若 中观思想,对当时带有格义色彩的“六家七宗”思 想予以了抉择批判,可视为中国早期佛教义学的 代表著述。这也意味格义佛教的终结。
在同一阶段的释道生(355 -434)以其在中国 首唱一阐提皆可成佛、善不受报、顿悟说而名垂中 国佛教史,与僧肇一道乃中国最早对佛教经义予 以独特发挥的代表人物,二者同为中国化佛教义 学的鼻祖。
总之,在此阶段,可以观察到两种佛教义学倾 向:一种乃自觉摆脱格义佛教而回到佛陀经义的 阐明开显;另一种即力图顺应新文化背景而开展 的翻新发挥。前者以释道安为代表,后者以释道 生为代表,而僧肇则具这两种倾向。
随后中国佛教义学进人了全面发展时期,主 要体现为学派的建立。涅槃师、峨昙师、成实师、 三论师、地论师、摄论师等出现,使佛教义学研究 呈现繁荣景象,但此时主要还是注释经论、系统或 深度讲说,即这时佛教义学的开展方式主要是注 释式,而非造论式,独立造论极少。
到隋唐,中国佛教宗派先后建立,意味古代中 国佛教义学进人成熟阶段,特征也更加突出。这 些宗派大致可分为两类:一者是中国化特色比较 鲜明者,可称中国化佛教义学,如天台宗、华严宗、 禅宗、净土宗,二者是印度化色彩相当浓厚者,可 称印度化佛教义学,如三论宗、唯识宗、律宗、密 宗。这是中国佛教义学传统的形成时期。
在第一类中国化佛教义学传统中,智者大师 (538 - 597)代表的天台宗通过“藏、通、别、圆” 判教而立圆教,法藏大师(643 -712)代表的华严 宗通过“小、始、终、顿、圆”的判教亦立圆教,慧能 大师(638 -713)代表的禅宗通过“教外别传”的判 教而立顿教,净土宗通过易、难行门的判教而立易 行教。这些宗派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皆属对印 度佛教的大跨度发挥,即使是其中看似发挥较小 的净土宗,也将净土从修行的道场意义,转变为受 用的乐土意义。圆、顿与净土宗派的建立,开创了 可称“至直、至简、至易、至顿、至圆”之佛教理论与 实践,反映了中国佛教义学在中国化方面的独特 开展。这些开展多通过造论实现,既有对佛陀经 教的殊胜开显,也不乏对佛陀经教的过度诠释,总 的来看,多少偏离了佛教义学的性质诉求。
在第二类印度化佛教义学传统中,主要是直 接随顺印度佛教经义的开显,即力图在印度佛教 的法度内开展,但印度化色彩的程度不同,其中最 浓者非唯识宗莫属。玄奘大师(约600 - 664)所 传为护法菩萨之学,因此唯识宗之学可称护法- 玄奘之学。为保其纯正性,唯识宗采用对印度唯 识典籍予以注疏的方式传承。还通过划界,以凸 显其印度化佛教义学的特色。一者将与如来藏思 想合流的“旧译唯识”切割开来,意在与作为如来 藏思想的发展的中国化佛教分道扬镰,也就是标 立印度化佛教义学而与中国化佛教义学构成对立 的关系;二者随顺印度瑜伽行派五明之说,将佛教 义学摄在内明而非外明乃至其他外道之中。其代 表还有窥基大师(632 - 682)。
在中国古代,佛教作为方外出世之学,有其生 存空间,和道家道教一道,与儒家构成互补,形成 传统文化的基本三元结构。但在其中,由于儒家 的强势与排斥,处于守势的佛教后来一直在试图 与儒家以及道家会通、融合,倡“三教合一”,这样 的义学大多偏离了佛教义学的佛教本位要求,出 现类似“格义佛教”那样的问题。在中唐以后,在 佛教内部,禅宗占据主导,佛教义学多被指责为 “人海算沙”,功德甚少,甚至斥为“煮沙成饭”、 “榨沙成油”,构成“所知障”。
总之,中唐特别是会昌灭佛后,中国中国化佛 教义学与印度化佛教义学都趋于消沉,而后者几 乎堪称中断,直到现代支那内学院弘扬唯识学,方 有复兴。中国化佛教义学在宋朝以及明朝都有一 定程度的复兴,但都昙花一现,无法与隋唐兴盛时 期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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