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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魏晋佛教音乐的华化

发布日期:2015-07-04 16:46:50

论魏晋佛教音乐的华化

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它不仅是佛 教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与中国固有文化激烈碰撞又广泛 融合的时期,同时也是佛教音乐传人中国,在中国传统 文化的浸润下,不断华化的过程。经过华化的佛教音乐, 既有天竺(印度)和西域的佛教音乐元素,更富中原大地 民间音乐江南吴歌和荆楚西声,以及九州遗韵——相和 三调和汉魏旧曲的风格和韵味。华化的中国佛教音乐别 具中国风味,且又符合“壮而不猛,凝而不滞,弱而不野, 刚而不锐,清而不扰,浊而不蔽” m的佛教音乐的美学要 求。华化的佛教音乐被中外音乐人士誉为“华夏正声”, 它不仅显示了中外音乐文化艺术的和谐融合,也让受众 深感它超强的宗教音乐艺术效果
华化的佛教音乐在不长的岁月中曾占据中国佛坛 的半壁江山,它为什么有如此艺术魅力?而孕育此种文 化现象——将域外的佛教音乐变为中国化的佛教音乐, 需要哪些特殊的基因?其真正的文化价值是什么?这些 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佛教音乐华化的缘由及条件 任何事物的改造、革新必有其理由和要求。同样,从印度引进的佛教音乐要变为中国化的佛教音乐,也有它 充足的理由和必备的刚性条件。

佛教音乐为什么要华化?概而言之,就是要解决印 度的佛教音乐到华后水土不服的问题。围绕这一核心问 题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其理由:
首先,佛教音乐中国化符合中国受众的审美情趣和 心理要求。从印度引进的佛教音乐,初期,音乐旋律、艺术 风格、歌词翻译都是异国情调,不符合当时人们的欣赏要 求,中国受众很难接受。熟悉中国音乐文化的人都知道: 千百年来,无论中国的名士或普通百姓都有爱好传统音 乐的习性,从诗经的风、雅、颂到西汉的相和歌,乃至风行 一时的清商三调,以及魏晋的江南吴歌、荆楚西曲。这些 富于民间特色的曲调,上可登高堂,下能流行闾巷,雅俗 共赏,深受欢迎。对于引进的佛教音乐中国受众同样寄予 厚望,希望佛教音乐扎根中土,变成地地道道的中国化的 佛教音乐。因此,改变域外的佛教音乐让其中国化是信徒 们的人心所向,也是名士们的众望所归。
其次,佛教音乐中国化符合统治者、统治阶级巩固 统治和自享的目的。“音乐,乐也”,它是古代统治者、统 治阶级寻欢作乐的一个传统项目。魏晋南北朝的权贵们 也不例外,不同的是他们尤喜享受佛教音乐。他们认为, 佛曲有“供养”、“颂佛”之功用。秉承这一理念,统治阶级 提倡它、信奉它、宣扬它,希求他们统治的稳固性、长期 性。同时,无可讳言,统治者也有自享的目的,因为佛教 音乐多有娱乐性,何况各种科目多是女伎表演,所谓秀 色可餐,更增加了统治者的自享度。但洋腔洋调的佛教 音乐毕竟是舶来品,很不对中国人的胃口,如能改梵为 秦,使其中国化,不仅能达到上述目的,而且还能套上 “开音乐改革之先河”的美丽光环,此等美差统治者又何 乐而不为呢?
其三,佛教音乐华化符合“移植规律”。实践证明:任 何移植的东西都有个适应过程,这个过程漫长而充满挑 战性。人们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改造工作,为其付出辛 勤的汗水,才能变彼为此,改生为熟,以达到适应异地的 土壤环境,这就是“移植规律”。同样,佛教音乐来自异国 他乡,初来乍到肯定水土不服,除翻译文字存在巨大障 碍外,音乐旋律、风格都为受众所排斥,只有按照“移植 规律”将其加工改造,将它变为中国化的佛教音乐,才能 传唱流行,为中国受众广泛接受。
首先,魏晋佛教音乐华化具备特殊的人文环境。魏 晋时期五胡乱华,生灵涂炭。名士们一方面立言玄远,希 冀在形而上的思辨王国中逃避现实苦难,以精神之自由 弥补行动之不自由甚且难全其身的困苦。另一方面又难 以逃避铁与血的现实关系,因而隐于山林,沉湎酒色,好 谈玄理,爱读《离骚》,常吭佛曲,寻找寄托。正像王瑶在 《文人与酒》一文中写到的:“痛饮酒是增加享受,读《离 骚》是希慕游仙的,这是名士的一般心境,而其背景正是 时光飘忽和人生无常感觉的反应。”[21正是这种特殊氛围 和名士们理不清的困苦情结,让他们寄托于神、祈祷于 佛,沉醉于音乐,尤其对佛教音乐情有独钟,百听不厌, 信奉不已。他们深信佛曲既能宣传教义,又能诠释法理, 还能修身养性,更能治疗人们的心头之痛。正是这种火 热的宗教氛围和虔诚的宗教膜拜需求,构建了佛教音乐 华化的特殊的人文环境,从而为佛教音乐华化提供了原 动力,成为佛教音乐华化不可或缺的社会人文基础。
其次,多样化的音乐群体为佛教音乐华化提供了人 才基础。佛教音乐华化是个较为浩大的工程,这个工程 涉及的人才是多方面的、全方位的,既包括从印度、龟 兹、高昌等地陆续进入中国内地的域外高僧、佛学家、翻 译家、乐人等,也涵盖了中原大地的佛学家、音乐家、宮 廷乐师、高僧、女伎乃至闾巷民间艺人等。内外两支队伍 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以佛教音乐华化为目标的音乐 群体。域外的音乐群体凭着对天竺佛曲老辣的创作经 验,乘兴而来,为佛教音乐华化传经送宝;而内地的音乐 群体,满怀热情将中原大地丰饶的民间音乐作为彼此艺 术交流的主要手段。这个中外结合的音乐群体人才济 济,既能诵经念佛,又能译经译曲唱呗,还能创作佛曲, 为佛教音乐华化提供了厚实的人才基础,从而成为佛教 音乐华化一个重要的条件。
其三,佛学研究的“中国化”为佛教音乐华化送来了 宝贵的理念。随着魏晋南北朝佛教渐盛,佛学研究也异 常火爆,不仅译经数M、质M大大超过汉代,而且研究方 法和研究成果也引人注目:一是有了专门从事佛教义理 研究的“义学”僧人;二是创立了中国佛学的注释之学; 三是“义学”的出现,标志着佛学研究开始了它的“中国 化”进程,从此,也开创了 “引进文化”中国化之先河。佛 学研究中国化,寓意异常还在于为佛教音乐华化带来了 宝贵的理念:①要更加坚定佛教音乐华化的方向。既然 佛学研究可以走中国化的路子,那么佛教音乐为何不可 效仿它?何况二者固属佛教门类。②要树立创新的理 念。“义学”的出现是佛学研究走“中国化”道路的象征, 这种另辟蹊径的举措就是一种创新行为,佛教音乐华化 同样也是一种创新行为。因此,要使佛教音乐华化结出 硕果,必须树立起创新的理念。③要树立战胜困难的勇 气和决心。“义学”出现之初也曾受各种门户之见非难、 设挡,但其顶住了各种压力,摘取了胜果。佛教音乐华 化,同样面临着种种阻难,需要勇气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