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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佛教变革的特点

发布日期:2015-07-06 20:49:48
近代中国佛教变革的特点
作为一种宗教,佛教的发展依赖于信徒的弘传。 佛教信众,大致可分为出家僧尼与在家居士两类。 依照佛教传统,出家僧尼是佛教的主人,是佛法的真 正弘传者;在家的居士则只能是佛教的护持,是佛、 法、僧三宝的皈依者与佛法的接受者。在中国佛教 史上,出家僧众是佛教发展的主流力量,居士只是支 流末节。也即是说,中国传统佛教的弘法主体是以 僧尼为主、居士为辅的格局。
但是到了近代,传统佛教弘法主体格局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佛教由于种种历史积弊,近代僧尼 普遍素质低下,以至于无法承担振兴佛教的历史责 任。然而,数量庞大的居士群体中不乏社会精英人 物,他们在政治界、知识界或经济界拥有重要地位, 可以凭借自身的资源来支持和弘扬佛法,从而造成 居士佛教力量大增。由于中国近代连年战祸,导致 信奉佛法的人日益增多,其中包括了许多政治高官。 1920年前后,有人注意到:“新增教徒中知识界的人 数颇为可观。许多政府官员,因官场之黑暗而灰心, 便想从寺庙中寻求安慰。现今其中一些人已成为寺 庙的住持,并运用他们的影响来修建这些寺庙。全 国都有学者出儒入佛,研究佛学或修习止观。一些 曾在日本佛教大学学习过的中国学生也以演讲方式 传播佛教。”例如,近代中国的大军阀之一孙传芳曾 感言:“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关头,真想遁人空门而 忘掉这一切。”岑学吕,一个广东将领,因“厌倦了杀 戮”而板依虚云法师,成为佛门弟子[1°](?62_63)。
有鉴于居士在近代佛教中的重要贡献,有人据 此把近代佛教称为“居士佛教”,严格地说,这种观 点并不确切,有夸大之处但由此也可以看 出,居士与僧尼在弘法地位上的变化,居士力量虽然 不可以说超越了僧众力量,但与僧众取得平等弘法 地位,却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在近代中国佛教史 上,弘法主体趋向二元化,即居士与僧众齐头并进, 共同构筑了近代佛教复兴的主要力量。
从根本精神上说,佛教乃是出世的宗教,虽然也 融摄世间善法,但其主要追求是出世。尤其是宋元 以后的佛教末流,完全将佛法等同于出世法,追求冥 心枯寂,自了生死。不过,在这种追求精神超越与升 华的出世中,中国大乘佛教并不绝对地排斥人世。 事实上,大乘佛教更注重“生死与涅槃不二”、“世间 与出世间不二”,从而将佛教的理想和现实人生沟 通起来,使出世解脱和人世利济的结合成为可能。 近代以来,中国佛教更是将入世作为振兴佛教的重 要方向,在弘法理念上,呈现世间化的特色。
近代中国佛教的先驱杨仁山虽然自称“既不维 新,又不守旧”,而“志在复古”,但他也反对“必收成 法而不许变通”,否则“地球各国,亦不能有维新之 气象”。可见其也具有变革佛教之主张。他说:“惟 愿善学者不为成法所拘,则妙契佛心,允为如来真子 矣r_B44因此,他虽然认为,佛法是出世法,与 世俗知见大相径庭,但也不能脱离世间法,更应“与 世间法相辅而行”,使佛法真正成为“救世之方”,而 与世间法一样“求进步” [12](P2^26)。
后来,欧阳竟无进一步推展师说,既反对“望文 生义”,同时也反对“泥古不化”,而大力提倡应“依 我不依人,仗自不仗人”,“从亲证尔下手,则十二分 教皆我脚注” [13](PU4),从而打开了金陵学派佛法世 间化的路向,以至吕澄在《佛法与世间》等论著中强 调佛法与世法的不二关系。而欧阳竟无一再阐扬居 士也能住持佛法等观念,也具体体现了其佛法的世 间化思想。
当然,在中国近代,推广佛法世间化最为有力 的,当是太虚大师。太虚大师尤其反对当时佛教徒 中普遍存在的单纯求出世倾向与厌世倾向,他说: “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 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 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
教。”过太虚的论证我们可以知晓,他
积极倡导的人间佛教,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在将出世 的佛教改造为人世的佛教的过程中,实现改良社会、 改善世界、使人类进步的目标,进而实现佛教的振 兴。太虚的人间佛教思想,得到许多高僧大德的认 同和积极开展。圆瑛法师就曾提出,现今要想促进 大乘思想,必须“融真俗二谛”,“不离世间,广行方 便”,“不存私见,饶益众生” [14](P6〇)。其他还有弘
一、韩清净等人,也都积极阐扬佛法必须面向现实人 生和社会问题。
3.弘法方式多样化
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不断演进,中国佛教在弘 法方式上也不断创新,一些新的传播手段也被佛教 界广泛采用。首先,传统讲经的弘法方式有了很大 的变革。在内容上,不再局限于经文的解释,而更加 注重结合修持实践和社会现实大加发挥;在形式上, 开始采用黑板、粉笔、教鞭等近代教育工具进行图 解;在对象和地域上也有很大突破,不在只是针对信 众才讲经,也不再只是在某一地点讲经;讲经不再是 为了提高名望地位,或是谋取钱财,而是为了推进佛 教改革事业
其次,利用新技术印制和发行佛经和各种佛教 书籍。运用石印、铅印、影印等印刷技术,佛教界先 后印发了《频伽藏》、《田续藏》、《龙藏》等藏经。各 种佛教出版机构如佛学书局、大法轮书局、大雄书局 等,各种佛教团体如弘法社、《华严经疏钞》编印会 等,都使用了印刷新技术刊印了大量的佛教书籍。 佛教教科书、新体工具书被大量出版发行。例如, 1916年出版的谢无量的《佛学大纲》、1922年出版 的丁福保的《佛教大辞典》等。此外,现代意义上的 佛教图书馆纷纷设立,博物馆也开始创建,即便是传 统的佛经流通处也有了不小的变化。
再次,创办发行佛教报刊。报刊是中国近代 “西学东渐”的产物之一。中国佛教界最早创办的 报刊是1912年狄葆贤创办的《佛学丛报》,坚持时 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是太虚创办的《海潮音》,而最 富有学术意味的则是欧阳竟无创办的《内学》。据 日本学者的不完全统计,截至1936年,中国各种佛 教报刊,包括年刊、季刊、月刊、半月刊、旬刊、周刊、 周报、日报,共有300多种,但大部分报刊维持时间 都不太长。
总之,相对于现代佛教,上述弘法方式还只是处 于萌芽阶段,存在许多不足。但是,不管是传统弘法 方式的革新,还是新方式的采用,并由此造成佛教弘 法方式多样化的现实,则为佛教未来的发展提供了 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