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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西藏佛教通史研究的路径抉择

发布日期:2015-07-07 10:12:02
民国时期西藏佛教通史研究的路径抉择
民国时期,随着汉藏间交流的更加频繁 以及藏密东渐,汉语学界出现了重视藏传佛 学的趋势。这一时期,较为关注藏传佛学的 研究团体,主要包括南京支那内学院、重庆汉 藏教理院、北京藏文学院、上海菩提学会等。 涉及藏传佛学的研究成果,涵盖了佛教史、佛 教经典整理与研究、佛教艺术等诸多领域。 其中,对于藏传佛教通史的研究成果较为突 出,这主要包括:张其勤的《西藏宗教源流考 •一卷》(1910年);李翊灼的《西藏佛教略 史>>(1929年);天纯的《内蒙古黄教调査记》 (1930年);恒演记述、太虚鉴定、范古农校阅 的《西藏佛教略记》(1931年);刘家驹的《西 藏政教史略》(1932年);吕澂的《西藏佛学 原论》(1933年);妙舟的《蒙藏佛教史》 (1935年);法尊的《西藏民族政教史》(1940 年);刘立千的《印藏佛教史》(1946年)等。
宏观来看,这一时期整体的佛教史研究, 不同于之前的传记、灯录式的研究模式。研 究者开始注重从各个角度去把握和叙述佛教 的发展史:有以义学发展为线索的;有以政治 分期来观察佛教史分期的;有以每个时期代 表人物为节点展开的;也有的以印度佛教发 展史为坐标检视中国佛教发展史的。具体到 西藏佛教史的研究,从研究路径来看,大致可 以分为“溯源式”研究和“述流式”研究。前 者在研究西藏佛教发展史的同时,注重西藏 佛学与印度佛学的联系,代表性著作是吕澂 的《西藏佛学原论》;后者注重西藏佛教本身 的发展历史,代表性著作是法尊的《西藏民
族政教史》。
本文通过梳析这两部民国时期藏传佛教: 史研究的代表作,比较两者的差异性,并揭示 差异性形成的原因。
―、研究路径的不同:两部著作的 差异性
(一)溯源式研究:吕澂《西藏佛学原论》
从总体上看,吕澂的《西藏佛学原论》一 著认为西藏佛学之传布较晚,因此与印度晚 期诸说关系密切,“晚期诸说”特指“世亲以 来至于佛教衰灭之一时期”。[1]该著主要从 渊源、传播、文献、学说四个方面,来推论西藏 佛学之特质及不足。全书不仅详细梳理了西 藏佛学与印度晚期大乘佛学的关系,而且还 呈现以下特点:
1、对于西藏佛教发展的关键性转折点有 新的观点。
《西藏政教史》一书,系法尊根据藏文史 料撰写而成,初为汉藏教理院的讲义,后改定 出版。大致来看,该著共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阐明西藏政教的密切关 系,并以格鲁派产生之年作为划分西藏古、近 代史的界限。
第二部分,主要阐述西藏佛教史的“古 代史”部分。大致描述从佛教未传人西藏以 前的传说,以及松赞干布到朗达玛时期佛教 的传播及被遏制的情况,最后对藏传佛教后 弘期的发展、各教派的分化、各类教法的传播 及其源流变迁作了详细的阐述。
第三部分,主要阐述西藏佛教史的“近 代史”部分,主要叙述格鲁派的历史、宗喀巴 及其弟子的事迹、格鲁派的教义及其他教派 的情况。最后,对宗喀巴圆寂后的西藏政治 以及达赖、班禅世系作了概括性描述。
法尊《西藏政教史》的特点是对藏传佛 教教派沿革、教义叙述较为详细,迥异于吕澂 《西藏佛学原论》注重学说源头及比较的写 法。该书虽名为《西藏政教史》,但实际上对 政治制度、政教关系涉及很少,内容颇与书名 不符。但作者对教义富有研究,又通藏文,其 研究材料多依据藏文史料,在材料上更直接, 避免了隔岸观火的缺陷。法尊更加客观、直 接地描述了藏传佛教传人西藏以后的发展轨 迹,是这一时期西藏佛教通史的代表作之一。 虽曾有学者评论:“书中所列人名史实虽间 有附注,与汉籍作比较尚嫌不足,更未能对其 中汉藏记载不符各点详加考证。” [1°]但由此 也可以看出,法尊从材料到研究方法,都更加 注重藏传佛教本身的藏文文献。这使得他的 研究成果,材料丰富且描述直观,更加注重藏传佛教在西藏发展的轨迹,也就是藏传佛教
通过上述两节的分析可以看出,两部藏 传佛教史著作的最大差异性在于研究路径的 不同,吕著更注重藏传佛教与印度佛教的继 承关系,并且照顾到与汉传佛教的比较,大致 从文献、思想等方面来考察,采用的是反向的 “溯源”研究思路。法尊一著更注重对藏传 佛教教派沿革、教义的详细介绍,材料丰富、 描述直观,更多地采用藏文文献,但忽视了汉 藏文献的呼应。该著采用的是正向的“述 流”研究思路。
前面提到,吕澂和法尊两部著作一个注 重藏传佛教的“源”,一个注重藏传佛教的 “流”。那么,形成这种差异性的原因又是什 么?
近代,中国化的佛教潜移默化地渗透到 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尤其是与民间信仰和 习俗融合在一起,但总体来看,佛教作为一种 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仍十分衰落。至晚清, 由于清政府对佛教的严厉限制政策、太平天 国运动对佛教寺院的破坏等原因,传统佛教 几乎奄奄一息。处于对近代佛教衰落的忧 虑,一种解放、振兴佛教的思潮在涌动。
吕澂出自支那内学院一系,该系向来以 复兴唯识学为己任。吕澂之师欧阳竟无先生 曾作《唯识抉择谈》,列举了佛法的五种时 弊:一者,禅宗不立文字,使佛法真义不能得 以显现;其二,中国人的思想过于笼统,对于 佛法欠精密的观察;三者,天台、贤首等创教 者,自己没有人圣位,见解不如西方圣人,使 佛法不明;四者,学人对佛教典籍著述,不知 道如何抉择,所以义解常有错误;五者,学人 没有研究方法,往往执一行一门为究竟,不能 使佛法完全显露。
基于对佛法现状的上述认识,欧阳竟无 主张:“欲祛上五弊,非先入唯识、法相之门 不可;唯识、法相方便善巧,道理究竟,学者于 此研求,既能洞明义理,又可乐思想笼统之 弊,不为不尽之说所惑。” [11]吕澂继承了欧阳 竟无的学术立场,判如来藏一系为中土伪经, 力主佛教瑜伽行派为佛法真义。比如在谈到 “真如”的解读时,他分小乘、大乘中观经典、 瑜伽行经典三段来讲,认为前两段都是从 “7欠久如是之相”来谈真如,只有“第三段无 我所显,乃为真如”。
正是出于对瑜伽行派的推崇,吕澂的 《西藏佛学原论》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他曾 提到:“西藏佛学者,由其流布之源泉、沿革、 典据,以推论其主要学说,其特异之性质不难 窥见,更以对论汉土所传,得失短长亦有所 指,今推崇资取其学以为用者,安容不审察明 辨于其间哉。”[13]针对一部分人认为西藏佛 学“各说富有精粹”、“译典籍文义精严足称 准范”,[14]是纯正完美的佛学。吕澂主张从 西藏佛学的源头、沿革等方面考察西藏佛学 的特质。这就促使他的研究路径必然是逆向 的溯源方式,注重西藏佛学的印度之源。
他最后揭示出的西藏佛学的特质,也说 明了这一点。他认为西藏佛学主要继承的是 印度晚期大乘佛学,因此,晚出的西藏佛学对 于诸家学说都有所抉择和组织。但是,西藏 佛学由于“颇受时代流行之限制”。[151诸多汉 译的经典在印度已经佚失,如汉译《大智度 论》、《十住毘婆沙论》等,不为西藏佛学所采 用。许多汉译经典中的学说并未在西藏佛学 中得到发挥,比如戒学的发明没有得到藏传 佛教所用i善无畏、金刚智、不空诸家传西南 印度之说,被藏传佛学斥为外道,等等。概而 言之,藏传佛学的晚出,虽有利于对诸家学说 的抉择组织,但同时也受限于印度晚期大乘 佛学,不能对佛法各派有一个堯整的组织。 由此可以看出,吕澂的《西藏佛学原论》是对 “唯西藏乃有纯正完美之学”观点的一种回 应。
进一步可以看出,吕澂的藏传佛教史研 究路径之所以呈现“溯源”的特点,在于他对 “佛法向何处走”问题的回应,是站在瑜伽行 派的立场,认为西藏佛学并非纯正完美而是 受到了印度晚期大乘佛学的限制。
法尊法师采取了与吕澂相反的研究路 径,如果说吕澂注重“源”,那么他更注重西 藏佛学的“流”。他与吕澂研究路径的差异, 实际上根源于对“佛法向何处走”问题的回 答不同。在《从西藏佛教学派兴衰的演变说 到中国佛教之建立》[16]—文中,法尊认为西 藏民众信仰佛教十分虔笃,佛教对其社会、历 史、政治、经济、文化,乃至风俗民情都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所以,他试图通过研究藏传佛 教的历史,为汉传佛教自身的改善提供帮助。 他反思汉魏以后的宗派佛教,认为天台宗诱 发好高鹜远之狂心,对于佛法凋敝难辞其咎; 华严宗所唱之高调较天台宗更玄之百倍;禅 宗、净土等虽不能说毫无益处,但其障碍经论 之讲授与戒律之研学,也应承担责任。针对 上述弊端,法尊提出了他对汉传佛教发展的 总体设想:社会保护、丛林整顿、勤修正法、绷 素组织、寺产管理等五条建设性意见。在法 尊看来,这五点也是历史上藏传佛教顺利发 展的五个要素。此外,法尊还积极为藏传佛 教正名,方图消解汉地対藏传佛教的误解。 他曾撰《评〈藏密答问〉》驳斥慧定的《藏密答 问》对藏密的误解。这次争论,引来了汉传 佛教界的不满,融空居士撰《阅评藏密答问 随笔》、法舫法师转来《海潮音》社收四川威 远佛学社慧法法师的驳文等,法尊法师耳撰 《答威远佛学社驳文》与《答〈阅评藏密答问 随笔〉》作为回应。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法尊、吕澂都排斥天 台、禅宗等中国化佛教宗派,但对于未来佛教 的走向,法尊与吕澂“回到瑜伽行”的立场不 同。法尊主张对汉传佛教加以改革、修正,并 反对不加研究就指责藏传佛教。所以,他研 究西藏佛教史的目的是为汉传佛教自身的改 善提供帮助,并还原真实的藏传佛教史。而 吕澂则是支那内学院一系的瑜伽行派立场。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对藏传佛教史的研 究呈现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以吕澂为代 表的,注重藏传佛教的印度之“源”;一种是 以法尊为代表的,注重藏传佛教的发展之 “流”。之所以出现上述差异,根本原因在于 其“问题意识”的分歧,或者说对未来汉传佛 教发展走向的不同立场,吕澂主张回到瑜伽 行派,认为藏传佛教因为晚出,受到了时代的 限制,虽有利于对佛法的抉择整合,但同时也 忽略了诸多印度已佚的经典;法尊认为汉传 佛教的发展应尽量借鉴藏传佛教的经验,主 张客观还原藏传佛教的历史,反对不加研究 而指责藏传佛教。两者虽然都有追问“佛教 向何处走”的问题意识,但答案却不相同。 正是基于这一点,两者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也 不同,同一问题,不同的研究路径往往会得出 完全不同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