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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佛教的区域性特色及其人文地理学分析

发布日期:2015-07-09 10:47:19

汉魏佛教的区域性特色及其人文地理学分析

汉魏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初级阶段,主要分布在洛阳及其以东各郡国和长江流 域。从人文地理学的视角来看,洛阳及其以东各郡国是皇族和士大夫信仰的佛教,而长江流域 的基葬出土的佛教文物,则表明佛教与民间丧葬风俗结合在一起,在中国首先草根化。汉魏时 期的佛教信仰,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佛教都是一种祭祀工具,日本学者称之为“道教的 佛教”。汉魏佛教信仰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色,在洛阳和建业的政治中心,佛教的祭祀功能表 现为为现实生活祈福,满足上流社会的重生需求,而在长江流域的民间,则表现为祈祷祖先在 彼岸世界过上美好生活。祭祀化的汉魏佛教的形成,标志着佛教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时至 今日,人们普遍地认为,佛教文化并非外来文化,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人文地理学的视角考察佛教东渐的历史过 程,也许我们会发现佛教中国化的历史途径,与地 缘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人与地缘的关系,在空间 上的固定性与时间上的流动性,就形成了某一时空 里的人文地理。本篇论文,从佛教东渐的视角,试 图在汉魏的时间段里,探索佛教分布、扩散和变化 的区域性特色,并进行人文地理学分析。
据《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裴 松之注引曹魏鱼豢《魏略•西戎传》的记载,佛 教在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再次通过外 交途径传入中国,®并受到了博士弟子景卢的采 访。[n事隔60余年,汉明帝把对西域的经营也再 一次提上日程。汉明帝夜梦金人的故事就足以说 明问题。从他的谋臣说他梦见的金人就是佛这件 事上来看汉明帝政府对西域的历史文化是髙度 关切的,也是了解的。同时,使汉明帝与谋臣的 一唱一和有了历史根据。
佛教在汉明帝时代成为皇族的信仰,这是佛 教中国化的必由之路,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路 好走。楚王刘英,是汉明帝刘庄的同父异母弟, 在宫中时,兄弟俩关系相处得很好,正是有这层 血缘关系,佛教也就随着刘英成为楚国的封君, 在建武二十八年(52)赴彭城(今江苏省铜山 县)任所后,t4)便从洛阳衍生到楚国。从此以后, 佛教便在关东各郡国流传开来。《后汉书.列传 •襄楷传》说“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 爱”。襄楷是平原隰阴县(今山东临邑县北)人, 生活在楚王英后百年之时,他能说出这样的话, 说明佛教信仰在楚王刘英以后,就从来没有退出 过洛阳以东各郡国,经过近百年的流传,在民间 非常普及,才导致了本土僧人的出现。《出三藏 记集》卷13《安玄传》说:
安玄,安息国人也。……为优婆塞, ……与沙门严佛调共出《法铣经》,玄口译 梵文,佛调笔受。……佛调,临淮人也。绮 年颖悟,敏而好学,信慧自然,遂出家修道。 通译经典,见重于时。……佛调又撰《十 慧》,并传于世。安公称:“佛调出经,省而 不烦,全本妙巧。
严佛调是在后汉出家的僧人,直接参与了后 汉的佛经翻译事业,并有著作流传后世。他是临 淮(后改为下邳)人,这就再一次证明,东汉洛 阳以东各郡国,是最早形成的汉传佛教地理板块。
楚王刘英先在彭城,后“以罪废徙丹阳泾县 (今安徽泾县西),虽旋即自杀,但其家人亲属仍 在丹阳,尤为丹阳早有佛教信仰之线索。是佛教 流布地域已逾江南”。[6)这说明东汉皇族佛教信仰 已经分布在今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和浙江地 区。据汤用彤先生考证,南阳人张衡作《西京 赋》已经提到了佛教的“桑门”专用名词。《出 三藏记集》卷6康僧会译《安般守意经序》所说 南阳韩林、颍川文业、会稽陈慧,“信道笃密, 执德弘正,蒸蒸进进,志道不倦”。[7)汤用形认为 这三人是安世高弟子。又据《水经注•饭水注》 记载,梁国睢阳县东北一里“即襄乡浮图也”, 严耕望考证为“今商丘近地”。w
东汉皇族除了楚王刘英信仰佛教以外,见于文 献记载的还有汉桓帝,为佛陀“修华盖之饰”。w (2)笮融信佛:佛教信仰的门阀士族化 佛教在东汉皇族的推动下,伴随着汉末三国 时期世家大族的产生,也开始门阀士族化。①这 是因为,在中央政权日趋衰落,地方权利日益膨 胀的情况下,地方官要想从世家大族那里吸引出 来民众,就要想方设法找到吸引民众的东西,才 能壮大地方势力,形成新的门阀士族,与中央政 府抗衡。就东汉末叶的历史而论,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利用宗教,组织群众,形成地方实力派,与 中央政府讨价还价。这种与中央政府抗衡的佛教, 从人地关系的视角来考察,最早出现在汉献帝时 期的彭城国、下邳国和广陵郡(今苏北地区)。 据严耕望先生研究,“彭城郡南经下邳国至广陵 郡为汉代东南运河线”,即所谓的“三郡委 输”。w这条汉代苏北运河线,实际上是佛教在中 国最早门阀士族化的地理版块,与地方官员笮融 的佛教信仰密切相关。《三国志•吴书•刘繇 传》云:
笮融者,丹阳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 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遂放纵 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 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錦彩,垂铜槃九 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人,希课读佛 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 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 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 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11).
这段文字表明,在东汉末年,由于宦官和外 戚轮流专政,严重弱化了中央政权(皇权),导 致了社会紊乱,在地方上除了血缘世家大族和军 事集团以外,又有了另类门阀士族的出现,即宗 教门阀的出现。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张陵 
①王仲牵说“我认为世家大族和门阀士族,其实是同义语。”(王仲犖:《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2页。)本文所说的世家大族具有血缘性,而门阀士族则无血缘性,即通过宗教信 仰凝聚起来的社会实力派。 
(34—156)在汉顺帝时(126—144)入蜀,居鹤 鸣山(今成都市大邑县境)创立“五斗米道”, 设立“义舍”。所谓的“义舍”,大概是一种托名 于“供道”的租米制度,[12]以吸引道民。汉灵帝 (167—189)时,巨鹿(今河北宁普)人张角创 立太平道集团,“以跪拜首过,符水咒说”的方 式布道,仅10余年间,信徒遍及青、徐、幽、 冀、荆、扬、兖、豫八州。[13)丹阳人笮融,与张 陵和张角不同,在汉献帝时期,皇权极端微弱的 情况下,干脆“坐断三郡委输”,挪用公款,创 建寺院,铸造佛像,组织民众,“课读佛经”,在 每年浴佛节(农历四月初八),“设酒饭,布席于 路,经数十里”,吸引民众,通过信仰佛教的方 式,“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形成佛教 门阀士族,促使佛教信仰由皇族下移世家大族, 扩大了佛教信仰的范围,标志着佛教信仰朝着门 阀士族化的方向发展。
(3)东汉末年:佛教信仰的士大夫化
在东汉末年,儒家文化独尊的一极格局被打 破,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为西域佛教高僧来 华,自由传播佛教文化提供了极大方便,他们以 翻译佛经的方式,或依附于皇族和地方实力派, 或隐居民间;另一方面,洛阳以东各郡国,诸如 颖川郡、平原君、南阳郡、会稽郡的知识分子, 受楚王刘英和笮融信仰佛教社会风气的影响,在 东汉末年思想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下,开始与西域 高僧合作,共同翻译佛经。据《梁髙僧传》记 载,洛阳在汉明帝时代有天竺高僧摄摩腾和竺法 兰,与本土知识分子蔡愔和秦景合作,编译出了 《四十二章经》,[|4]成为汉传佛教第一部佛教圣典。 汉桓帝时期,安息国高僧安世高在洛阳学习汉文 化20年,翻译出佛经35部,41卷,经今人考 证,现存22部,26卷,[15)得到了本土知识分子南 阳韩林、颍川文业、会稽陈慧的青睐,[16]并在中 国传播开来。汉灵帝时期,支娄迦谶在洛阳翻译 出了大乘佛教经典,吸引大月氏国的一批知识分 子加入中国籍,支谦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把支 娄迦谶介绍的大乘佛教学说传播到了孙吴,对孙 吴皇族佛教有所影响。m
基于上述,佛教在东汉皇族的驱动下,士大 夫与西域高僧密切合作,在洛阳及其以东的郡国 传播开来,并波及到豫章、浔阳、会稽等地(现 在江西、浙江省)。
2.曹魏时代:洛阳和建业的皇族继续信仰佛教
曹魏建国以后,继承了后汉皇族信仰佛教的
传统,《魏书•释老志》说,魏明帝(227—239) 在洛阳大起浮屠。[19]魏文帝(22〇 —226)的胞弟 陈思王曹植,也喜读佛经。据《高僧传》卷13 记载,“始有魏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属意经 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鱼山之神制。于是删 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 余,在契则四十有二。”™鱼山,在今山东省东阿 县境内。曹植命运坎坷,封地多次变迁,但都没 有超出东汉末叶洛阳以东各郡国的范围,使该地 区的佛教信仰更加普及。
孙吴在江南立国以后,也继承了东汉皇族信 仰佛教的传统,佛教继续在孙吴皇族上层传播。 严耕望说,孙吴建国初期,都在武昌,天竺髙僧 维祇难和竺律炎在武昌翻译出了《法句经》。[21]后 迁都建业(今南京市),支谦和康僧会先后来到 建业。《梁高僧传》说,支谦在“汉献末乱,避 地于吴。孙权闻其才慧,召见悦之,拜为博士, 使辅导东宫,与韦曜诸人共尽匡益”。m《梁髙僧 传》又说孙权为康僧会建立建初寺,康僧会在这 里译经说法3〇余年(247—28〇)。[23〕
孙吴时期的康僧会,汉化程度比较深,据汤 用彤研究,康僧会“译经尚文雅,遂常掇拾中华 名辞与理论,羼人译本。故其学均非纯粹西域之 佛教也。……僧会《安般》、《法镜》二序,亦颇 袭老庄名词典故。而同时有《阴持入经注》,读 之尤见西方中夏思想之渐相牵合。” w
另外,东汉末年的牟子,是苍梧郡(今广西 梧州)人,避乱交趾(今越南境内),深受该地 区佛教文化的影响,后返回苍梧郡隐居不仕,在 孙吴初年,著《理惑论》(37篇),用佛教理论 汇通儒、道各家学说,[23)成为中国第一部佛学专 著,开辟珠江流域佛教地理板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