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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佛教

发布日期:2015-07-17 10:58:25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佛教
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period)指亚历山德丽娜.维多利亚(Alexandrina Victoria, 1819-1901) 女王在位的时代。维多利亚是英国女王(1837~1901 )和印度女皇(1876~1901 )。她在位期间,英国的 工商业快速发展,加紧对全球各殖民地的掠夺,几乎享有对世界贸易和工业的垄断地位,号称“日不 落帝国”。维多利亚时代被西方史学家称为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1800年之前,英国人对佛教的个别词汇已经有所了解。据《牛津英语词典》 flictiona/y)记载,早在1681年,“佛陀”(Buddha) —词就已出现在英语中。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多 佛教词汇进人英语。一些佛教术语被收入该词典的时间分别是:“达磨,Dharma”,1796年;“佛教, Buddhism、佛教徒 Buddhist”,1801 年;“羯磨,Karma”,1827 年;“涅槃,Nirvana”,1836 年;“八 正道,Eightfold Path”,1845 年;“比丘,Bhikkhu”,1846 年;“阿罗汉,Arahat”,1850 年;“僧伽, Sangha”,1858 年;“小乘,Hinayana、大乘,Mahayana”,1868 年;“上座部佛教,Theravada”,1875 年。① 这体现了英国人对佛教的认识逐步丰富的过程。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对佛教的态度受到两个因素的重要影响: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基督宗教在 英国的衰落。19世纪前,英国人将佛教视为“异教”,鄙视甚至憎恨佛教。随着理性主义的兴起,19 世纪的英国人逐渐能够以较为客观、理性的态度来看待包括佛教在内的基督宗教之外的其他宗教。佛 教被认为是“理性科学知识的领域”或“浪漫想象的目标”®。而基督宗教的进一步分裂使英国教堂 开始丧失权威性,宗教信仰和修行越来越被看作是个人的私事。哈里斯认为,宗教的多样化和私人化 最终导致了一个更加世俗的社会。®
为了更有效地统治殖民地,英国相当重视对亚洲殖民地国家宗教和文化的研究。维多利亚时代英 国的佛教研究与佛教传播状况与这一时代背景密不可分。
早期英国佛教的状况主要是以学术研究的面貌呈现的,本文重点介绍三个方面的内容:
1.里斯•戴维斯及巴利文经典学会
1843年5月12.日,里斯.戴维斯(Thomas William Rhys Davids, 1843—1922)出生在英国科尔 切斯特(Colchester),父亲是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es)的著名牧师。在布赖顿(Brighton)完 成学业后,戴维斯放弃了从事司法方面的职业,而是去布莱斯劳大学(University of Breslau)学习梵语, 并获得博士学位。1864年,戴维斯前往当时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锡兰®(Ceyl〇n)工作。他在业余时间 学习、掌握了僧伽罗语(Sinhalese)和泰米尔语(Tamil)。戴维斯在处理涉及一座寺院的一起案件。卷 宗中有用巴利语写的证据,但法院的工作人员没有人懂巴利语。戴维斯于是开始跟随一名锡兰和尚学 习巴利语。
1872年,戴维斯辞掉在锡兰的工作并回到英国。他专心研究佛教,将研究论文寄给“皇家亚洲学 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78年,戴维斯出版《佛教》)。这本小书介绍了佛陀的 生平、佛教的基本教义等内容,到1914年为止再版了 22次。在该书中,戴维斯对当时西方学术界普遍 认为的“涅槃”即“灭绝”的错误观念提出了异议。他说:“涅槃,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灭绝’ 的意思,而是表示在此世及此生可以达到的一种道德的及心灵的状态。而且,涅槃实际上是一种被改 变的心灵状态。”® 1880年,他翻译、出版了《本生因缘说》,书名是《佛教的本生故事》
Birth-Stories or jataka "Tales ) 〇
1881年,戴维斯开始参与由麦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uller,1823—1900)担任主编的《东 方圣书》(Sacred B〇ofo〇/加的编译工作。这套50册的丛书包括从巴利语翻译过来的佛教典籍。 1881年到1885年,戴维斯与德国学者赫曼.奥登伯格(Hermann Oldenberg, 1854—1920)合作,翻 译完成3册《律典》,它被收人《东方圣书》中。1890年到1894年,两人合作出版《弥兰陀王问经》。 缪勒鼓励戴维斯在结束《东方圣典》的工作后开始《佛教圣书》(Sacred Boots)的编辑。
1895年及1899年,在暹罗③(Siam)国王的资助下,《佛教圣书》第1、2卷顺利出版。
1881年,戴维斯在希伯特信托基金会发表了 6次演讲。在第2次演讲时,戴维斯宣布成立“巴利 文经典学会”(The Pali Text Society)。它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们能够接触到早期佛教的丰富文献。它 们正以各种手稿的形式散落在欧洲的大学和其他公共图书馆里,未被编辑、未被使用。”®世界各国佛 教学者一致推举戴维斯为首任主席。首批主要成员除了奥登伯格还有丹麦学者维戈•弗斯波尔(Viggo FausbM, 1821—1908)、法国学者埃米尔.塞纳(Emile Senart,1847—1928)、英国语言学家理查 德•莫里斯(Richard Morris, 1833—1894)等人。学会的经费来自私人或大学等机构的捐助。学者们 翻译、编辑巴利文经典没有任何报酬。
1894年,戴维斯访问美国,在康奈尔大学作系列演讲。1896年,他的演讲被结集出版,题为《佛 教:它的历史与文献》历ito/yam/iiteraftwe)。1899年到1901年,戴维斯前往印度,拜 访了佛陀悟道之处:菩提伽耶。
巴利文经典学会旨在刊行巴利文佛教经典与书刊,推动巴利文文献的学术研究。经过东西方学者 的辛勤工作,巴利文经典学会已经出版了巴利文佛典即现在通常所说的“南传大藏经”,以及绝大多数 的英译本。该学会在编辑、整理巴利文典籍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得到了世界各国佛教学者的高度评价。
2.麦克斯•缪勒与比较宗教学的确立
1823年12月6日,缪勒出生在德国。1841年,他进人莱比锡大学就读,后来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
1845年,缪勒在巴黎遇到法国著名的佛教文献翻译者和学者布诺夫(EugfeneBumouf,1801— 1852)并成为其忠实学生。布诺夫指导他研究印度吠檀多哲学以及佛教。这是缪勒学术生涯的转折点。 在布诺夫的影响和鼓励下,缪勒开始编纂印度古典史诗《黎俱吠陀》。®
1846年,缪勒前往英国,以便查阅收藏在伦敦的《黎倶吠陀》梵文手稿。于是,他在英国定居并 加入英国籍。1849年,缪勒出版了第1卷《黎俱吠陀》,从而声誉鹊起。
通过25年艰苦不懈的努力,缪勒翻译、出版了 6卷本的《黎倶吠陀》。他还编纂了《东方圣书》, 并与20多位学者合作将它翻译成英语。缪勒还主持了《佛教圣书》的编辑工作。作为印度宗教和佛教 哲学方面的权威,他成为第一个被邀请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作宗教演讲的世俗人士。
早期西方学者中有一种普遍的错误观点,即佛教是虚无主义。缪勒反对这种观点。他说:“从所有 的国度,不同的时空,我们从人性的立场来讨论,我们承认我们无法令自己相信,这位完美道德的导 师,印度之改革者,年轻的皇子,为了众生之痛苦而放弃王位及一切的人,他会弘扬一些众生不了解 的道理,或是说:如果他的教义是虚无主义,认为来生什么都没有的话,他为何还要努力去做一切利 益众生的事,他及他的弟子所努力去做的事情,岂不是毫无价值吗? ”
3.埃德温•阿诺德及其《亚洲之光》
1832年7月10日,埃德温.阿诺德(Sir Edwin Arnold, 1832—1904)生于英国肯特郡(Kent)。 1854年,他从牛津大学毕业。1857年,阿诺德前往印度,担任德干学院(Deccan College)院长。他有 了学习东方宗教和文化的机会。1861年,阿诺德回到伦敦,担任《每日电讯报》(仏0a%)
编辑。1889年,阿诺德告别新闻生涯,开始远东之旅。他前往印度、锡兰和日本等国旅行,将所见所 闻写成生动、优美的游记。
阿诺德是一名出色的诗人。18乃年出版的《亚洲之光》就是他的代表作。《亚 洲之光》以诗歌体的形式,借助一名假想的佛教徒之口,生动描绘了佛陀从出生到成道的过程。
《亚洲之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1957年时,该书已经再版至少83次,发行量难以统计。《亚 洲之光》不仅被翻译为法语、德语等欧洲语言,而且被译为梵语、印地语和孟加拉语,成为印度和其 他亚洲国家的佛教经典作品。《亚洲之光》取得成功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在主题上,《亚洲之光》突出佛陀的优秀品德。它将佛陀塑造成一个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仁 爱、具有耐心的人物,颇具西方人所推崇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
第二,在题材上,《亚洲之光》描绘的是佛陀的生平。对读者而言,这样的故事显然比单调、深奥 的佛教义理更有吸引力也更容易理解。此外,阿诺德将印度人的生活场景融入作品中。对西方读者来 说,这种具有异域风情的内容无疑带给了他们耳目一新的感觉。
第三,在体裁上,《亚洲之光》采用诗歌体,符合维多利亚时代读者的阅读口味和审美取向。
通过《亚洲之光》,普通西方人第一次了解了佛陀的生平和他的教义。在阿诺德时代,很少有西方 人因为阅读了该作品而变成佛教徒。不过,该书的广泛流传有助于使普通西方人从学术研究之外的另 一个角度来认识和了解佛教。
受基督宗教的影响,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从基督宗教的角度去认识和看待佛教。他们往往将佛 教的思想观念与当时英国盛行的价值观相比较。得到普遍认同的是佛教伦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 称赞佛教伦理中良好的道德准则,以及佛教所倡导的慈善、忍耐和谦卑等精神。在这一点上,佛教被 认为是仅次于基督宗教的宗教。不过,他们又从基督宗教的视角出发,批评佛教中缺乏罪恶感和义务 感。®当时的英国人对佛教教义的理解杂乱而且不准确。他们质疑并且厌恶佛教中的“业力”、“转世”、 “无我”等思想,认为佛教是一种无神论。
在维多利亚时代,虽然英国人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者们也开始进行佛教研究,但是没有 人真正信仰佛教。原因有二:其一,当时的英国正处于鼎盛时期,英国人是带着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 感来看待佛教的。他们不可能“屈尊”去信仰自认为来自落后地区的佛教。其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 国社会依然保守。一个人如果公开宣布脱离基督宗教信仰而改信佛教,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和承担的压 力很可能非常巨大。这决定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佛教的特点更多地体现在学术研究方面。
与阶级之间的关联日趋淡化,大多数宗派成员的社会阶层都有走高的倾向,而吸引到的工人阶级信徒 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在教会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上,英美呈现出相反的特点。在美国,宗教与流行文 化有着良好的互动。很多教会选择并吸收当代文化的一部分,并活跃于流行音乐和体育运动等领域, 因此更能深人到普通民众及较低的社会阶层。而在英国等欧洲国家,教会拥有的是一种阳春白雪式的 “高派文化”。在保持高高在上社会地位的同时,却远离了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兴趣爱好。®显然,英美 两国在这一点上的区别造成了教会社会影响力之广度和深度的不同。况且,最能代表当代文化的主力 军是年轻人。年轻人是教会的未来,“得青年者得天下”。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教会的“群众基础” 比较好。而在英国,保守派教会相对来说较自由派教会更积极地与当代文化融合,这也是保守派教会 吸引更多青年信徒的原因之一。
虽然目前看来美国的宗教活力强于英国,世俗化进程却同样存在于美国。究其原因,作者认为, 与诠释英国宗教世俗化的问题®相类似,现代化的各个方面在美国宗教世俗化进程中亦发挥了重要作 用,只不过有诸多因素在美国抵消了现代化对世俗化的推进作用。正是这些因素促成了英美两国世俗 化发展模式的差异。总之,分析当代英美两国宗教活力的差异不能片面化。上述各项因素中,没有哪 一项能够起决定性作用。它们互相关联,但各自只能解释事物的一个侧面。这种种因素都蕴含于两国 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之中。历史是不断向前流动的。我们仍需继续关注两国不同境遇下宗教与社会的 互动,以准确把握其未来的发展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