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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佛教石刻造像综述

发布日期:2015-07-17 11:24:06

吐蕃佛教石刻造像综述

吐蕃时期佛教初传雪域藏地,受到了内地、敦 煌、于阒、印度、尼泊尔等多个地区文化因素影响。 外来佛教文化与吐蕃本土宗教文化相互吸收和融 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前弘期藏传佛教文化。 与后弘期相比,吐蕃时期的佛教造像风格多样,突出 体现了藏传佛教产生和初步发展时期的特征。

吐蕃时期佛教石刻造像目前发现并确认的共计 17处地点,其中3处为新发现地点。
西藏地区11处
1.拉萨市査拉路甫石窟造像[1]。题材为释迦 牟尼、三世佛、弟子、菩萨、金刚力士等,石窟寺造像, 浮雕,无造像题记,时代约当公元8世纪~9世纪中 叶。
2.山南地区乃东县昌珠寺石雕佛像。藏文文献 《贤者喜宴》和《昌珠寺圣地指南》中都有记载,现仅 存残块,题材为五方佛,寺院造像,圆雕,无造像题 记,时代约当公元7世纪中叶~9世纪中叶。
3.山南地区扎囊县藏仲村造像:2]。题材为大 日如来,石碑造像,阴线刻,造像下部有藏文题记,时 代约当公元7世纪中叶~9世纪中叶。
4.日喀则地区岗巴县乃甲切木石窟造像[3]。 题材为五方佛、十六波罗密菩萨、供养菩萨力士,石 窟寺造像,浮雕,无造像题记,时代约当公元8-10 世纪。
5.昌都地区察雅县香堆镇仁达拉康丹玛扎造 像[4]。题材为大日如来、八大菩萨,摩崖造像,浮 雕,造像下方及右侧有藏文和汉文题记,时代约当公 元9世纪初叶。
6.昌都地区察雅县香堆镇香康造像,新发现点, 2009年,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与陕西省考古 研究院联合进行的藏东地区盐井盐田及吐蕃石刻调 查中,做了详细考古调查和记录。大部分为残块,题 材为大日如来、八大菩萨、护法神、力士,寺院造像, 圆雕,无造像题记,时代约当公元8世纪中后期9世纪中叶。
7.昌都地区芒康县纳西乡査果西沟造像[5]。 题材为大日如来、二菩萨、一供养人,摩崖造像,浮 雕,无造像题记,时代约当公元8世纪中后期~9世
纪中叶。
8.昌都地区芒康县帮达乡朗巴朗增拉康造 像[6]。题材为大日如来、八大菩萨,寺院造像,圆 雕,无造像题记,时代约当公元8世纪中后期~9世 纪中叶。
9.昌都地区芒康县帮达乡达琼造像,新发现点, 2009年,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与陕西省考古 研究院联合进行的藏东地区盐井盐田及吐蕃石刻调 査中,发现并做了详细的考古调査和记录。题材为 大日如来、二菩萨、二坐佛,戴三叶冠、披帛带,摩崖 造像,阴线刻,无造像题记,时代约当公元7世纪中 叶~9世纪中叶。
10.昌都地区芒康县帮达乡然堆玛尼石刻造像, 新发现点,2009年,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与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进行的藏东地区盐井盐田及 吐蕃石刻调查中,发现并做了详细的考古调査和记 录。19件,现存于朗巴朗增佛殿内,题材为佛、大日 如来、菩萨,玛尼石刻造像,三角翻领袍服和三叶冠 为其典型特征,用凿点连成的阴线刻于片石或卵石 上,无造像题记,时代约当公元7世纪中叶~9世纪 中叶。
11.阿里地区普兰县观音碑造像[7]。题材为观 音菩萨,石碑造像,浮雕,造像下方有藏文题记,时代 约当公元8世纪~ 10世纪。
四川地区2处
12.石渠县洛须镇“照阿拉姆”造像[8]。题材为 大日如来、二菩萨,摩崖造像,阴线刻,造像下方有藏 文和汉文题记,时代约当公元8世纪末~ 9世纪初。
13.黑水县徐古造像[9]。题材为一佛二弟子、 西方三圣、观音菩萨,摩崖造像,浮雕,无造像题记, 时代约当公元7世纪中叶~9世纪中叶。
青海地区3处
14.玉树州贝纳沟造像fH>]。题材为大日如来、 八大菩萨,摩崖造像,浮雕,造像附近有藏文题记,时 代约当公元8世纪中叶~9世纪初。
15.勒巴沟第一地点造像["]。题材为大日如 来、二菩萨,摩崖造像,浮雕,造像下方有藏文题记, 时代约当公元8世纪后期。
16.勒巴沟第二地点造像[|2]。题材为金刚手菩 萨,摩崖造像,阴线刻,无造像题记,时代约当公元8 世纪~9世纪中叶。
此外,在海西州都兰县热水乡査干乌斯河南岸、 露斯沟南侧高5米处的崖面上有一组摩崖石刻,最 早经许新国调査并发表资料[13],做了初步研究,认 为属于三佛,初步将时代定在公元5世纪至6世纪 上半叶。日本学者前园实智雄现场观察过后认为三 尊坐佛可能是密教系造像,可能是公元663年吐蕃 占领吐谷浑以后的作品1笔者通过观察,认为这 三尊造像当属密教造像无疑,但题材更可能为吐蕃 密教大日如来与二菩萨,时代应不早于公元9世纪 初。
印控克什米尔拉达克地区1处
17.“协”造像[15]。题材为五方佛、供养人,摩崖 造像,阴线刻,造像两侧有藏文题记,时代约当公元 8世纪~ 10世纪。
从分布地域来看,西藏地区主要集中在昌都地 区,四川地区主要在石渠县,青海地区主要集中在玉 树州。集中分布区均处于三省交界处,为古代的重 要通道。从种类来看,以摩崖造像为主。从表现形 式来看,以浮雕为主。从时代来看,这些造像集中在 公元8 ~9世纪,这一时期是吐蕃佛教发展的繁荣阶 段,尤其是公元8世纪中期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弘佛 后。从题材来看,主要有显教的佛和菩萨以及以大 日如来题材为代表的密教造像两种,这也与吐蕃佛 教传人及发展的情况以及周边地区佛教文化发展的 历史状况基本吻合。
造像本体的服饰
(1)俗装
主要特征为:戴花叶冠、三叶冠或髙筒胡帽,束 发或缠头,头发多分缕下垂至肩,末梢卷曲,戴项饰 和耳饰,穿三角翻领左衽阔袖袍服,腰束带,脚穿鞋 或靴。如朗巴朗增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然堆玛尼 石刻造像的大日如来和部分菩萨,査果西沟大日如 来和二菩萨、供养人造像,协造像的供养人,贝纳沟 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等都身着三角翻领阔袖袍服, 束髻缠头或戴高筒胡帽,脚穿靴。这些造像的服饰 与吐蕃绘画中的人物形象和甘肃敦煌、新疆龟兹等 地吐蕃时期壁画和塑像中的吐蕃历史人物服饰非常 相似,反映了公元7 ~ 11世纪流行于吐蕃及周边地 区的装束特点。敦煌公元8世纪初绢画“劳度叉斗 圣”中的吐蕃人即“头上是带有高冠的头巾或是缠 带,布交叉缠绕成厚厚的环状圈。四人的发式均相 同,紧束的头发或发辫梳成一个卷垂至肩上,袖长过 手,衣领反折成三角形翻领。”敦煌158吐蕃窟涅架 图上的吐蕃赞普“裹着赞普用的长头巾并戴皇冠 ……衣领向两边翻开,形成三角形领边,内还穿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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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层内衫,袖长过掌,右边的侍者穿同样的敞领袍 衫,扁平的头巾或发带打褶的巾角从一侧伸出。从 其右肩处可见发卷。”敦煌159吐蕃窟亦有着同样 服装的吐蕃人物形象[16]。这种服饰在当时吐蕃王 室贵族中非常流行,在西藏、新疆、敦煌等地的吐蕃 时期壁画和历史人物造像中均可见到。正如藏文史 籍《巴协》中关于吐蕃时期佛教造像风格及样式记 载中所说的那样,赞普为了打消当地人对新推崇的 宗教神像的陌生感,给造像穿上了王室家族的服饰。 尤其值得在注意的是,朗巴朗增造像宽腰带的边棱、 带絝、蹀躞带、铊尾等都具有明显的唐代风格。
(2)菩萨装
主要特征为:上身或袒或披帛或着袒右大衣,下 身着裙,戴冠、耳环、项饰、手镯、臂钏或脚钏等。这 类装束在石窟寺造像中的菩萨像服饰上较为常见, 在密教大日如来题材造像中也较为流行。查拉路甫 石窟吐蕃时期造像中,菩萨均袒上身或着袒右大衣, 佩戴手镯等饰品,下身多着裙或裤,膝间系带。这些 特征既具有犍陀罗晚期风格,又有印度后期波罗王 朝(公元750 -1150年)密教菩萨像的特征。乃甲 切木石窟菩萨头戴宝冠,天女戴具有吐蕃时代花冠 特征的三叶花冠。普兰观音碑浮雕观音立像头戴三 叶五佛宝冠,两耳垂环,上身袒露,下身长裙裹膝,戴 三角形卷云纹臂钏和腕饰。其臂钏样式多见于公元 8 ~9世纪帕拉王朝和中世纪以后的尼泊尔菩萨像 上,在西安唐代宝庆寺的石雕菩萨像和戴项圈以及 臂钏的佛像上也可以见到;宝冠与敦煌千佛洞公元 9世纪左右吐蕃时代帛画的金刚手菩萨宝冠相似。 这种冠饰和臂钏在吐蕃十分典型。“照阿拉姆”阴 线刻摩崖造像头戴卷云纹和宝珠相结合的较为繁褥 的塔婆宝冠,上身只在左肩披一条帛带,紧紧缠绕在 身体和腿部,戴有臂钏、腕饰、项圈等,具有浓郁的东 印度波罗艺术风格,与公元8世纪晚期或9世纪的 尼泊尔造像风格相似。不过,金刚手菩萨头部的高 发髻与中晚唐时期中原地区流行的妇女发式相似, 两尊菩萨像修长和几乎直立的体态可能反映了中 亚、西域或者汉式造像风格的某些因素。
在这类装束中,也有与第一类装饰相重叠的地 方。主要表现在三叶冠和披肩卷曲的发缕以及束髻 缠头几方面。例如仁达丹玛扎造像大日如来和八大 菩萨、达琼摩崖造像大日如来和二菩萨、香康造像大 日如来和八大菩萨、藏仲石碑造像的大日如来、勒巴 沟造像第一地点的大日如来和二菩萨的这几类装 饰。“照阿拉姆”造像也表现为波浪状发缕披肩,末
梢卷曲。
(3)着虎皮明王造像
2009年新发现于察雅县香堆镇香康的次曲康 造像中,仅存下半身。双腿粗短,叉开站立,着虎皮 外衣。虎头位于左腿下部,正面,双耳竖起,双眼睁 开,有髭须,脸颊圆鼓,嘴残。鼻头圆钝,微残。两大 腿内侧下裙上两只带爪虎腿用两道结系起,呈圆拱 状对称下垂。脚腕部各缠绕一条蛇,蛇头向上,腿及 腹部交叠缠绕数条长蛇。赤脚。右掌残,脚掌右撇, 脚掌向下;左足完整,微向左斜,脚趾向前。利甲紧 扣脚下的披甲恶鬼。这与吐蕃占领河陇西域时期敦 煌、龟兹等地石窟壁画、雕塑中神祇、武士着虎皮衣 饰的形象有相似之处。而这一时期敦煌、龟兹等地 的着虎皮神祇和武士形象实际上又与吐蕃民族的虎 崇拜和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有密切关系。
(4)观音菩萨造像臂搭羚羊皮
2009年调查中于芒康县朗巴朗增拉康造像八 大菩萨之一的观音菩萨左臂阔袖外侧新发现,保存 较好,为羚羊皮的前半部。羊头下垂,嘴较尖,两耳 向下,双肩垂直向上,稍扭曲,角尖细锐。两前腿在 外侧下垂,隐约可看出蹄尖分叉。羚羊皮以浅浮雕 技法表现。这是藏式风格观音造像的特征之一。
上述服饰特征中,三角翻领袍服、高筒帽和缠 头、着虎皮护法神等均具有较明确的吐蕃本土文化 特征。
(二)像座特征
(1)像座样式
吐蕃时期佛教石刻造像的座大致可以概括为三 种:
莲座。又有仰覆莲、覆莲和仰莲几种。较为典 型的是杳拉路甫石窟吐蕃时期的中心柱造像座。其 中较大的主尊造像座均为束腰仰梪莲座,其他较小 的造像莲座則均为禝莲座。像座的这种特征与其中 心柱的窟形均体现了隋唐之际中原以及西北地区的 佛教文化因素。査果西沟大日如来和二菩萨的莲 座、仁达丹玛扎造像八大菩萨、勒巴沟造像第一地点 二菩萨、照阿拉姆造像的二菩萨的座等则都属于仰 覆莲座的样式。
上部莲座与下部束腰须弥兽座相结合。主要体 现在大日如来和四方佛的座上,具有吐蕃地域特点, 神兽以狮子为主并且最为典型。上部的莲座有仰莲 和仰複莲两种形式。朗巴朗增大日如来座的仰覆莲 座下的须弥座边缘雕饰有具有明显唐风的缠枝卷草 纹和四破一整连续式宝相花。
上部莲座与下部神兽相结合主要有仁达丹玛扎 造像大日如来造像、贝纳沟大日如来造像、勒巴沟造 像第一地点大日如来造像、照阿拉姆大日如来像座 等。
(2)獅子造型
狮子是后两种座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种神兽。 从数量上来看,浮雕或线刻造像的一般为两只,圆雕 造像一般有四只。从姿势来看,有立姿和蹲踞式两 种。大部分狮子的造型特点为:蹲踞式,头上的螺旋 卷状鬃毛一直垂至肩部,颌下有须,前后肢饰以戴 毛,尾巴经后腿根部绕出后贴体上翘。以贝纳沟和 丹玛扎大日如来佛座狮子为典型代表,与琼结藏王 陵和都兰吐蕃墓石狮的造塑有许多相似之处。都兰 石狮与藏王墓石狮均属赤德祖赞时期。依据石狮所 属陵墓的年代以及与石狮造型风格因素的对比,我 们可以判定这是吐蕃前期的石狮风格。而这种吐蕃 风格应该直接来自中原n7]。唐睿宗桥陵的石狮、乾 陵石狮、永泰公主墓前石狮等造型均为蹲踞式,尾巴 也从另一侧反卷上来,鬣毛为波浪状或螺蛳卷状,胸 前和背脊都有一条线,胸部前凸超过吻部。并且,藏 文文献中首次提到的与吐蕃早期石狮相关的是文成 公主。文成公主进藏时,不仅带人石刻工匠及其 “工艺制造技术”等,而且还有“八狮子鸟织锦垫”上 具体的中原狮子图像。此外,为了镇魔避邪,文成公 主在拉萨修建了许多寺院,而且也“在其余的一些 恶劣风水的地面上,分别建筑了佛塔、石狮、大自在 天象、大鹏、白螺等来改变风水”。
(3)壶门
朗巴朗增拉康大日如来须弥座束腰部分后面雕 饰壸门形象,内有浅浮雕火焰摩尼宝珠,三个宝珠二 下一上,裹于火焰内,呈品字形排列,置于束颈座上。 这种壸门形象常见于唐代中原内地家具等的上面。
(4)座边花纹
朗巴朗增大日如来造像的束腰须弥座上面三层 自上而下层层收分。三层的平面均呈方形,上面大、 底面小。其中,上层为后期新做,边缘无纹,平面呈 方形。中层边缘饰缠枝卷草纹,左、右、后三面均已 模糊,正面亦局部残损,现存部分较清楚,在纵向竖 棱隔开的长方形区域内,减地浮雕四破一整连续式 宝相花八组。下层饰缠枝卷草纹,正面、左侧、后面 均保存较好,正、后面各八卷,左侧六卷,右侧已不甚 清楚。座边纹样具有明显的唐代风格,与唐代墓志 边缘、石棺床、华表表面细阴线刻_的卷草纹相似。
通过对服饰以及像座诸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出.
吐蕃时期石刻佛教造像是以吐蕃本土文化为依托 的,同时受到了来自东部中原唐朝、敦煌地区,西部 西域地区和印度、尼泊尔等地的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的吐蕃佛教石刻造像具有 吐蕃时期的寺院建筑、壁画、金铜佛像、佛塔等佛教 图像资料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价值。然而,与文字资 料相比,图像资料尤其是石刻造像的调査和研究一 直以来都是吐蕃佛教研究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近 几十年间,随着虽然有限但十分重要的新调査资料 和研究成果的发表,吐蕃时期各类佛教石刻造像的 研究工作也逐渐受到重视。但总体来看,这一领域 的研究点仍然较为分散,以观察基础上的个案分析 为主,使研究工作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受到一定限制。
综观已有研究,笔者认为,吐蕃时期石刻佛教造 像研究中存在的首要问题是缺乏对造像本身的全面 和客观记录。虽然石刻佛教造像的绘图、照相和文 宇记录客观上存在一定困难,但这一基础工作的欠 缺往往会使研究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受到限制。如果 其他学者再将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作为研究其他 造像的参考资料,那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了。目 前的17处吐蕃时期石刻佛教造像中,有较为全面和 准确的文字和图像资料的只有“照阿拉姆”造像、査 拉路甫石窟造像和贝纳沟造像三处。对各处造像进 行全面而客观的现场观察记录、绘图和照相仍然是 今后工作的首要任务。
基础资料收集工作的欠缺还导致了研究者对造 像特征的把握不够全面和准确。例如,虽然众多学 者都对仁达造像做过分析研究或作为自己研究过程 中的对比资料,但正如艾米•海勒所说:“由于缺乏 清晰的照片,所以,目前对丹玛札造像衣饰的分析都 是初步的”“强顿丹玛札石狮的狮_也雕刻成弯曲 状,但由于图辨不清,不能进行进一步的比较”,而 国内外学者虽然也有到过现场的,但这处重要的造 像至今还没有清晰的照片和线图资料发表。
不可否认,图像与文献相结合的方法是我们研 究吐蕃时期佛教石刻造像的有效途径,可以从多角 度为我们揭示出造像的特征、风格和时代。不过,这 一方法如果没有坚实的基础资料收集和基础研究作 为铺垫,会导致我们上面所提到的一系列问题的出 现。因此,归根结底来看,佛教考古方法应该成为我 们今后对佛教造像进行科学系统研究的基础方法。 石刻佛教造像虽然是一类特殊的佛教考古资料,但 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基本方法是同样适用的。在 具体工作中,我们可以首先从造像的位置、数量、雕 凿技法、体态、装束、构图等方面对造像进行科学记 录,然后对其进行类型学研究,总结各类型的特征并 判断各类型的相对早晚。对于与造像共存于一处的 藏汉文题记,我们首先应该判断其与造像的关系,然 后对其从位置、数量、雕刻技法、字体、内容等方面进 行记录,并作为判断造像年代、意义等的依据。佛教 考古方法在造像数量较多的情况下,可以直接进行, 对于数较少并且明确为同时雕凿的造像来说,可 以与其他同类造像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