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我们 / Contact

  • 制香胶粉,制香原料-山东恒洋制香胶粉厂
  • 联系人:李经理
  • 电 话:0533-8661766
  • 手 机:13589595754
  • 传 真:0533-8661767
  • 邮 箱:hjvk@163.com
  • 网 址:http://www.zbhychina.com/
  • 地 址: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26号工业园

成都佛教在民国汉藏交流中的中转效应

发布日期:2015-07-20 11:06:12
民国时期的汉藏关系不仅在两个民族间展 开,还涉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涉及政治、军事、社 会、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错综复杂,而且在不 同时期又有着不同的特征。目前已有不少学者从 多个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然而,从区域史角度,对沟通内地与西藏的枢纽之四川省会成都——的汉藏交流情况进行研究的却并不多见。作为国家安全发展的战略地 区,成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民国时期,成都更 成为了军阀割据对抗的中心地带,也是汉藏交流 的重要枢纽,其交流内容之丰富,来往之频繁,当 时全国其它各省难出其右者。基于此,本文在时 间上限定为民国时期(1912 - 1949年),在地理上 以成都为中心,延及军政统治的四川省、西康省, 在内容上着眼于藏传佛教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 对包括汉藏矛盾、入藏求法、藏密东传以及政治精 英借教立政等主题进行一番梳理,希望从这些曲 折转合的历史事件中,探索民国成都地区汉藏交 流的独特性与时代性。
清朝末年,国运衰微,清政府荒于西藏事务, 导致汉藏关系疲敝,这是汉藏隔阂产生的主要原 因。17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印度总督哈斯丁 斯(Warren Hastings)就派人到西藏进行阴谋活动, 此后,英帝国主义势力一步步侵人西藏。列强入 侵中国,惊慌失措的清政府,“自然不可避免地造 成了对藏统治能力的削弱和保护能力的下 降”[2](P25)。处于得不到清政府有力保护的环境 中,藏民逐渐丧失了对清政府的信任。随着辛亥 革命的发生,川藏纠纷兴起,西藏与内地的隔阂越 来越深。西藏和四川两地势力集团武力冲突的前 因后果比较复杂,其构怨始于清末。清政府后期 处理藏务失误,调川军人藏弹压,从此埋下了川藏 互不信任的祸根。辛亥革命以后,驻藏川军哗变, 后又自相残斗、内讧,导致川边政治动乱,中央对 西藏统治失控。[3](pi15)在政治层面,“最终酿成 了中央政府派驻西藏官员及士兵的全部被迫离 开,导致了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联系的中断 和不正常关系的开始。”
另一方面,班禅与达赖失和,藏传佛教政教系 统分裂,整个西藏都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中,这使 得汉藏矛盾不断加深。整个民国时期,基于国内 社会动乱的历史现实,西藏刻意将其与中央政府 的关系混淆为宗教意义上的“供施关系”,寻求政 治分裂的国际化、合法化。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 国民政府的对藏施政备受考验。在各种复杂形势 之下,班禅进入内地,双方纠纷在无形中逐步升 级,几乎酿成战乱。1928年6月5日,西藏班禅额 尔德尼的代表阿旺京巴随同秘书刘荣光等,分头 在成都谒见邓锡候、田颂尧、刘文辉三军长,传递 重要文件与班禅相片,请三军长鼎力维持班禅所 坚持的四大主张:“一、康藏人民隶属中央政府; 二、维护佛教;三,进兵收复失地,解除康藏人民痛 苦;四、开发康藏富源。” W(p'528 _5M)1931年,“九一 八事变”后,班禅系统拥护中央、维护统一,达赖系 统却不断扩大康藏纠纷,并演变成藏、康、青战争, 这就使中央逐步地转变为疏远达赖系统,信任班 禅系统
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两地政教礼俗、文言服 食的不同,导致汉藏交流难以深人进行。大勇法 师@是入藏求法僧人的先驱,他就指出汉藏不睦的 重大原因,就在于不了解藏传佛教教理。如1927 年6月,他在给李秋之的信中这样写道:“窃谓汉 藏失和,由来已久。揆厥根蒂,皆原政教礼俗,文 言服食,在在皆不相同。……弗达禅理,与之周 旋,多属隔靴搔痒。两载以还,康边僧俗,对于敝 院同人求法意趣,颇能谅解。故将来调和隔膜,沟 通感情,似尚可望。”汉人不解藏传佛教,更使得汉 藏间失去了交流的平台。“川边喇嘛佛教,虽较内 地殊胜百倍,然据勇所晤接之汉人论,实无有能了 解其教理者。除不信与迷信外,无一人焉。而以 之统治笃信佛教民族,貌既不合,神尤支离,欲服 其心难矣。汉藏不睦之重要原因,莫大乎是,此边 地之所以久不靖也。”[6] (P+355 456)他认为这些固然 是汉人懒惰求学的过错,实际上也是沙门疏于布 教的缘故。因此他特请李秋之开列经书名录,分 别寄给道孚县欧知事、炉霍县李知事、赡化县张知 事、甘孜县朱知事等人,以便流通。
在此情况下,无论是汉地还是藏区人民都极 力呼吁宗教互信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值得庆幸 的是,汉藏矛盾虽然日益紧张,但是两地间的佛教 交流却像一股潜流,在民间一点一滴地渗透着。 比如一些内地求法僧就认为,即使进不了藏区,仍 然要不惜一切代价在康区努力学习藏文与修学藏 密,为沟通汉藏感情,缓和双方关系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佛教在汉藏文化交流中的调和作用自然被寄 予了热切的希望。太虚认为调和班禅与达赖之间 的矛盾不是不可能:“和解之唯一途径,在由一德 望为达赖、班禅两属及藏族僧民所知之汉僧,率领 尊信谙悉西藏佛教之缁素一团体,先礼请班禅及 属下与达赖代表,予以同情。为向达赖先容,人藏 朝礼圣地,遵行崇奉西藏佛教之仪式。对于达赖 致隆重之礼,对于毕朋寺等各大寺喇嘛行庄严之 供养,从行事上示藏人以汉地缁素尊奉西藏佛教 之实情。随即宣示中央政府及全国国民对于西藏 佛教尊仰护持之公意,先取得达赖与各大寺喇嘛 同情,进一步论到为护持西藏佛教有达班和好汉 藏融合之需要,再同达赖、班禅及藏族最大多数僧 民,以达班汉藏和合护持西藏佛教之同情,去感动 两方之属下要人,森怨归好。”后文将述及黄慕 松人藏之事,似即顺应此策略而进。然而,除了对 汉藏关系有所缓和以外,达赖、班禅两位西藏宗教 领袖至死未能和好,诚为憾事。宗教与政治之关 系,在风云变幻的民国时期,显得尤为纷繁复杂。
1933年12月17日(藏历10月30日),十三 世达赖喇嘛圆寂于罗布林卡齐米曲节寝宫,享年 58岁。[8](p 122) 1934年1月4日,西藏驻京代表贡 觉仲尼等致函蒙藏委员会,催请中央大员人藏致 祭。1月12日,国民政府明令“特派黄慕松为致祭 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达赖喇嘛专使”,人藏致 祭,并加特封,[8](P127>维护佛教以确保领土完整。 4月26日黄慕松偕副官王维崧乘机赴蓉,受到刘 湘、刘文辉等成都军政界长官的热烈欢迎。
5 月7日由成都出发,经过74个释站、34座高山,得 以在8月28日到达拉萨。黄慕松入藏后,按俗馈赠礼品,联络情感,并循例朝拜大、小昭寺,哲 蚌、色拉、甘丹三大寺,及布达拉宫。[9](1>+22)11月28 日,黄慕松离开拉萨。其在藏所得结果是“各方感 情联络甚好”,“确认中央维护佛教较英国利用佛 教相差万倍”,虽其他政治、防军等,尚有待于磋 商,然大前提“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得以解决。
意识到宗教对巩固国防的重要作用,国民政 府采取多种对藏政策,增进汉藏感情。1936年,方 范九发表《潜伏西南之危机》,阐述了当时西藏形 势之艰险。“英国远征军于一九零四年进抵拉萨 后,即拟派军官惠特、测量官华得尔沿此路前往探 险,以未得印度政府批准作罢。一九零九年英国 测量队卒由阿萨密以入貉输,貉人不仅供应‘乌 拉’且为之修路。”“以印度为起点之铁道早已展筑 至阿萨密之沙地亚,距西康之波密仅隔一貉输部 落。”该文特别提醒:“我人如不肯任西南蹈东北之 覆辙,惟有积极的努力防患于未然。以整个国家 利益为前提,从苦干中去求实干,将在东北所得的 悲惨教训,从宗教、政治、军事上去求巩固西南国 防。”这里就提到了从宗教出发结合政治、军事巩固国防。
1938年11月,国民参政会在重庆第二次大会 通过了《以佛教文化增进汉藏感情案》,及《推行佛 教加强民族团结,开拓国际援助案》。可以说,汉藏交流已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重视。这些提 案也影响到了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其采取的主 要措施,是“加强对藏传佛教的管理、进行熬茶布 施活动、奖励汉藏僧侣进行交流、资助考取格西、 加强对汉僧的登记和管理、优遇宗教领袖等。通过尊重西藏民众的宗教信仰, 达到联络和增进汉藏感情的效果。此后宗教政 策开始成为国民政府治藏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成效较大的一个方面”。针对国 民政府采取以宗促政的战略方针,可以看到汉藏 佛教界如何超越政治发展并在战事纠纷之中“建 立不间断的文化交流关系”,而这也是民国时期汉 藏佛教界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特征。
成都佛教在民国汉藏交流中的中转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