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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佛教政策

发布日期:2015-07-22 10:15:03

朱元障在位三十一年里,颁布过许多有关佛教的政策,归纳起来不外乎两个 方面:一方面是整顿和限制的政策;另一方面是怀柔、礼遇的政策。下文对两方 面作具体分析。

元代帝室崇信佛教,僧团问题百出,如寺院占有大量土地的同时,还大肆涉 足工商业,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僧人生活堕落。早年出家经 历,使朱元璋对元末佛教道风不正、纲纪不存、戒律松弛等教界弊端有深刻体认。 有鉴于此,朱元璋即位之后在尊崇佛教的同时,力整僧团。
教僧制度是朱元淳佛教政策中一项重要举措。为何要设立教僧? 一是世俗 的宗教需求。如前所述,朱元璋鼓励僧侣山林“力修”,但民众又有宗教需求。 建立教僧制度,可完全由教僧来赴应世俗佛事。二是元末民间有假借佛教名义, 模仿法事,危害社会。
针对明初佛教现状和民间显密法事盛行的现实,朱元障将天下僧人分为禅、 讲、教三类。禅者,指禅宗,主张不立文字,见性成佛;讲者,注重宣讲佛教义理, 是禅宗以外的派别;教者,演佛利济众生之法,专门从事祈福消灾、超度亡灵,即 专门为应对世俗佛事需要而设置。
在三类僧人中,朱元璋更为重视教僧。他在洪武七年的《御制玄教斋醮仪 文序》中说:“朕观释道之教,各有二徒,……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 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 哉!”意即教优于禅。因此,他对教僧更为重视,对教僧法事仪式、真言密咒、 业务标准以及技能考核等都有严格规定。对教僧重视的同时,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洪武二十四年颁布“申明佛教榜册”,所列条目中,绝大部分是针对教 僧作出规定和限制,并禁止世俗仿教僧行瑜伽法事以及禁止禅、i#二宗僧侣赴应 世俗佛事。
朱元璋如此重视教僧制度,其目的可归纳为:用佛教进行战后安抚;端正宗 教行为,以纯正佛教;防止教僧与世俗相混淆等等。在朱元璋之三分僧侣制度 中,唯有执行经忏礼仪之教僧与民众直接接触,而禅僧与讲僧则被要求离群索 居、远离大众。因此对教僧的规范和限制,归根结底在于彻底掌控佛教,更好地 发挥其“阴翊王度”、教化民众之功能,为朱明王朝千秋万世服务。
僧官制度,即由世俗政权任命僧侣为各级僧官,以管理僧尼事务、统御佛教 的制度。僧官,即受命管理全国佛教事务的僧人,又称僧纲。主要任务为:掌管 僧籍,以僧律统辖僧尼,并充当朝廷与教团间的协调者,在官方有关机构统领之 下,处理有关佛教事务。
僧官的设置,始于东晋十六国时期,此后各朝沿袭。但朱元障创设的僧官制 度,其体系完备、品阶森严、政治色彩浓厚,为以往历朝所罕见。
从善世院到僧录司。明代初年,朱元璋于金陵天界寺设置善世院统领全国 教团,置有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职。由于善世院的官职设置及管理体制不 够健全,洪武十五年将善世院并人新成立之僧录司。僧录司,统率天下僧纲司 (府)、僧正司(州)、僧会司(县),负责僧籍名册之制作、寺庙登记、僧官俸禄定 制、僧官出人伞盖配备、住持缺额之考录、度牒之出给、僧尼之戒行统制及违犯清 规之处置等佛教事务。每一项事务均有严格规范的程序。
可见,朱元璋时期的僧官制度非常严密,且系统化,从中央到各府、州、县,建 立了与行政体制相适应的四级僧官体系,这在以往各朝是没有的。各级僧官有 明确的品阶、俸禄规定,僧官的给选任免成制,考录有常,伞盖有别,体现了专制 主义中央集权极端强化的时代特点。特别是僧官被赐品阶、食俸禄制度,表明僧 官已官吏化,这是明初佛教政策的一大创新。朱元璋设立僧官,以僧治僧,一方 面与其中央集权统治有关,佛教明显成了中央集权组织;另一方面,通过僧官的 监督和管理,达到僧俗隔离的目的。
另外,朱元璋还把内地的僧官制度推行到西藏、青海等边疆地区。明初,为 了加强对西藏等地区的统治,朱元璋对“委身”“效顺”之僧俗首领,均予颁赏授 职,授予他们“帝师”、“国师”、“大国师”、“灌顶国师”等封号,争取他们效劳朝 廷,从而达到化导边陲,治理藏区的政治目的。
明初,佛教存在诸多问题,较为突出的是僧人生活堕落,违反戒律,“不务佛 之本行,污世俗、居市廛财宝既集,淫欲并生”,“欢妻抚子,暗地思 欲”,“多与俗混清,尤不如俗者甚多,是等其教而败其行。”[35]甚至出现“各 处僧寺多隐逃军、逃囚”,曾寺成为作奸犯科者藏匿之所。因此,洪武时期制 定了一系列政策规范僧侣行为。
洪武前期,宗教政策相对宽松,表现在佛教方面,尚未建立僧伽管理机构,也 未出台系统的佛教政策,因而对僧人的限制相对较少。
洪武十四年后,一系列佛教管理措施出台,尤其是洪武二十四年的“申明佛 教榜册”和二十七年的“新榜册”,在检束僧行方面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大致 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申明禁止僧俗混杂,并清除僧人私有妻室问题;与其相 对的是,朱元璋提倡僧人远离尘嚣,清修苦行。二是下令教僧必须严格遵守相关 规定;与之相对则是禁止世俗效仿瑜伽教僧作佛事,违者从严治罪。如此繁琐的 规定是否会限制佛教的发展?朱元璋指出:“僧若依朕条例,……行之岁久,佛 道大昌。”他认为,若依照此政策措施,佛教的传播不但不会受到限制,反而会 昌盛。此政策措施显然是僧俗隔离政策。
为防伪滥,朱元痒严格度牒制度。首先,确立三年一次出给度牒制度,且严 加考试。取消了唐代以来的鬻牒制,采取试经给度牒,以此限制僧众数量,提高 其质量其次,限制出家年龄。规定“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许落发为僧。”W以此 防止劳动力流失。同时,为了防止人口减少,朱元障还限制育龄妇女出家。
造僧籍册。为了整治并防止逃丁避罪者易名为僧,导致伪僧泛滥。朱元璋 特命造僧人“周知册”。“周知册”包括僧名、籍贯、年甲、姓名、出家寺庙、披剃簪 戴年月、所授度牒字号,等等。编集成册后,刊布全国寺院,互相周知,以备查验, 故名“周知册”或“周知板册”。云游僧人到任何一地,首先即被问来自何地、何 寺及僧名年龄,然后揭册验实,方许挂搭。若册内无名,或年龄、相貌不符,即被 “擒拿解官”,《周知板册》的编造,是明初空前强化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 重要体现。其内容之详尽,规定之细密,管制之严格,惩罚之严厉,为历代所未有。
朱元璋通过年龄、性别、考试、造册等措施加强度牒及僧籍管理,无非是防止伪僧泛滥,影响国家差役及社会安全;同时,藉此控制僧人数量,提高僧人素质。
朱元璋一系列佛教整顿和限制政策,最根本之处在于使僧俗两界划清界限。
其如此注重僧俗两界之隔离,一是为了整顿僧纪,革除教界弊端,以便僧人潜心修行。在朱元璋看来,唯有僧界风清气正,才能率先垂范,匡正世风。二是为了 避免野心家利用宗教蛊惑民众起来造反。朱元璋早年利用明教起兵,并获得成 功,他再也不愿意看到别人也来耍这一套。正如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说:“元朝 末年二十年的混战,宣传标榜的是‘明王出世’,是‘弥勒降生’的预言。朱元璋 是深深明白这类预言、这类秘密组织的意义的。他自己从这套得到机会和成功, 成为新兴的统治者,要把这份产业永远保持下去,传之子孙,再也不愿意、不许别 的人也来耍这一套,危害政权。” 而僧俗混杂,相互鼓荡,很容易给对当局不满 的野心家以可乘之机,故必须严加管制。特别对于僧人与官府随便结交,朱元障 认为危险性很大,必须严加取缔,洪武二十七年的“新榜册”第四条规定:“凡住 持并一切散僧,敢有交接官府,悦俗为朋者,治以重罪。”
朱元璋的佛教政策